见树不见林
也许可以这样说：极端反常的气候的确曾改变了历史，比如大洪水迫使人口大迁徙，两场季候风拯救了日本，致使忽必烈舰队一败涂地，俄国严寒天气引致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崩败，旱灾和洪灾引致农作物歉收，继而爆发饥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等等，都构成了气候与历史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却不足以证明历史变化是气候变化的必然后果，也不足以证明气候是决定历史的唯一要素。
事实上，处于温暖期或寒冷期的王朝都经历了兴亡的历史阶段，温暖期或寒冷期也只能大体而论，只能概括一个周期的平均气温，当中必然是暖中有冷，冷中有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季节交替的时期，况且一冷一暖的周期长达数百年，甚或横跨几个朝代，其中牵涉的历史空间由南至北，由西而东，气候当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那就不可能一概而论；如此说来，地球不同角落有涝有旱，有炎有凉，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气候决定论”的时空跨幅愈长愈广，愈是一概而论，就不免愈是难以叫人信服了。
如果只将气候反常当作历史变化的唯一成因，“天时”便可能成为“天意”的同义词，而且也可能置“地利”、“人和”等历史因素于不顾，推论不免会见树不见林，将历史推论得过于简化，过于消极，致使根本看不清历史与文明进程的复杂性——要是如此，那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倒退，那么，中国人只好活在《竹书纪年》的历史语境之中了。
考古与借鉴
不同意“气候决定论”，只是由于不同意气候是决定历史的唯一要素，同时也不相信一段历史周期内全球气候可以一概而论，更考虑到气候混沌及“蝴蝶效应”等理论，导致天气难以测定；但不能因而全盘否定历史中的气候因素，也不能因而全盘否定劳拉·李的《雨的诅咒：天气如何改变历史》，布莱恩·费根的《历史上的大暖化》、《小冰河时代》、《漫长的夏天》，乃至亨廷顿的《亚洲的脉动》等强调气候因素的著作——如果因此以为这些论说毫无意义，就不免一如“气候决定论”那么片面化和一律化，只见局部看不清全局。
上述著作有一个基本的共通点，就是尝试分析历史中的地理及气候因素，只要不认为那是唯一的因素，其实也不失为一种阅读历史、思考历史的好办法，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历史之镜不止一面，从不同的镜子，以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考察不同的历史身影，才可以看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可以更全面地重整历史，总结历史，从中得到更好的借鉴。
历史如果与当下毫无关系，意义便不免因有所残缺而大打折扣，这就解释了以史为鉴、借古鉴今的涵义。正如南方朔所言，布莱恩·费根的《历史上的大暖化》、《小冰河时代》、《漫长的夏天》诸书的价值，“就是从古气候学的观点，将千年前的文明做了一次极为详尽的考古再现。当今车载斗量谈论暖化问题的著作多为警告的预言，而本书则是以古鉴今，它们共同针对的都是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