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尽管如此，在今天这篇文字的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想为我这现有之身与“诗”的关联多说几句话，譬如那诗中的原乡。
向溥老师交出的作业“天涯鸿雁几时还，拭泪话阴山”，应该是一九六二年秋天之后的填词习作。一九七九年，我写了一首《 狂风沙 》，这首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个从没见过的地方竟是故乡
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
父亲啊母亲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这首诗写成之后的十年，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台湾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前往中国大陆的禁令，我在八月下旬就又搭飞机，又坐火车，又转乘吉普车地终于站在我父亲的草原上了。盘桓了几天之后，再转往母亲的河源故里。然后，然后就此展开了我往后这二十多年在蒙古高原上的探寻和行走，一如有些朋友所说的“疯狂”或者“诡异”的原乡之旅。
朋友的评语其实并无恶意，他们只是觉得在这一代的还乡经验里，我实在“太超过了现实”而已。
我的朋友，我们这一代人，生在乱世，生在年轻父母流离生涯中的某一个驿站，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完全来不及为自己准备一个故乡。
我们终于在台湾寻到一处家乡，得以定居，得以成长，甚至得以为早逝的母亲（ 或者父亲 ）构筑了一处墓地。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这突然获得的所谓“回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回的都只是父母的故乡而已。不管是陪着父母，或者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去，也都只是去认一认地方，修一修祖坟，了了一桩心愿，也就很可以了。朋友说，没见过像我这样一去再去，回个没完没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