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接替病中的王稼祥，张闻天于1951年4月赴苏联出任驻苏联大使。异国的空气并无法舒缓他的情绪，他的心时时记挂着祖国的建设与未来。如果要说爱好，可能只有书能使他暂时忘却生活的困扰。据他的秘书何方回忆，闲暇时，张闻天常在何方的陪同下流连在莫斯科的各色书店里，他的涉猎范围之广令当时的何方大为惊叹，直到现在何方家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在莫斯科购买的图书，这些书里珍藏着往昔的回忆。
1955年1月，张闻天回国，并于2月1日正式担任外交副部长一职，专心工作与研究的张闻天并没有嗅到危险正在悄然逼近。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正“左”倾错误。起先会议气氛一派和谐，大家各抒己见，反省教训，规划未来，但与会人员明显分为“左”“右”两派并且各不相让。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就当时的“左倾”错误写信给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大跃进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指出其实质即个人崇拜、缺乏民主。在7月23日的大会上，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信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会议的氛围骤变，庐山会议也由原来的“纠左”演变成“反右倾运动”。危险的信号时时在与会人员的脑海里闪过，张闻天当然也察觉了气氛的异常。
张闻天的发言是在21日，尽管在会前便得到了田家英、胡乔木等知情同志的劝告，但张闻天依然坚定，他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灵魂里炽烈的正义感使张闻天无法沉默，即使是飞蛾扑火，却也不乏凄艳的悲壮。整整一个上午，张闻天对大跃进的弊端做出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从容而沉静。作为一名党员，他无愧于心。两天之后，灾祸如约而至。8月2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8月11日，张闻天等人被撤职；8月18日，张闻天下山，神色颓丧，脊背佝偻——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灾难就像是开闸的洪流，接踵而至。“里通外国”的罪名令一向十分坚强的张闻天难以承受，从未见丈夫流泪的刘英第一次看见他痛苦的泪水。而她自己也被扣上不揭发“里通外国”的“严重右倾”的帽子，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且开除党籍。他们的儿子张虹生也被冠以“右倾”的罪名，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参加劳动。
张闻天在死寂之中无奈地接受长期考察，但这种孤独很快就被“文革”的狂潮冲散，无休止的迫害压在张闻天病弱的肩膀上，很难想象儒雅文弱的他如何能承受这样的打击。挤公交车去接受批斗，在烈日下长时间站立，被人们揪斗，他常常狼狈地回到家里，却不曾向家人透露丝毫的苦涩，何况肉体的痛楚还在其次，精神上的折磨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但张闻天始终没有倒下，没有消极的反抗，也没有无奈的挣扎，他依旧相信明天，拥抱希望，在他的心灵深处总是闪耀着一点强烈的光亮——信仰。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从1969年5月16日起，他们在北京景山后街的寓所接受“监护”，居住的房子只隔了一堵墙，但却始终不能见面，即使是每天一次的放风时间都被无情地错开。那时，张闻天担心小个子的妻子拿不动拖把，总会将拖把洗净晾好，待到妻子过来的时候便可以轻松地完成劳动任务而免遭斥骂，而妻子也总把丈夫浸在盆子里的衣服搓洗干净。如此咫尺天涯的岁月，他们总共度过了漫长而又辛酸的523天。1971年，化名“张普”的张闻天忍受病痛的折磨开始秘密进行工作，后来那些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