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些有天赋的孩子在成长中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易感到焦虑。“好似他们比别人少了一层皮肤。”这种焦虑在战时或常有恐怖袭击发生的地区会表现得更明显。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危险，但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很多家长试图让他们避开危险，避谈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情绪是需要疏导的，这些孩子需要的不是回避，而是将自己的焦虑诉诸言语的机会，他们需要被告知正在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明白他们的父母究竟是如何处理这一切的。
“1973年6月，我们对孩子进行了入学资格测试。当年10月，赎罪日战争爆发。11月，我们再次对这些孩子进行了测试，发现他们的得分比之前要高，尤其在创造力和语言能力方面分数提高更加明显。他们的警觉和焦虑促使他们阅读更多的报纸、听收音机、看电视、提更多的问题——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应该有更多战争或恐怖袭击。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因为担心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以色列，尤其是特拉维夫的很多学校都停课了。很多家庭在空袭警报拉响期间待在室内，闭门不出。在复课的第一天，我问一个9岁的男孩，停课期间他害不害怕。他回答说：‘在战争期间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害怕，那时我一直和爸妈待在一起，我们谈论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全家都在一起，所以我感觉并没有那么糟。’”
在一次访谈中，艾瑞卡谈及自己创立这所创造力训练中心的初衷。
“在集中营时，我们的营房里有一位年迈独身的艺术史学者。他没带多少御寒的衣物，但是带了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的复制品。每天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向我介绍Sandro Botticelli（桑德罗·波提切利）和许多别的画家，回答我无穷无尽的问题。在讲到波提切利的那幅《朱迪恩与霍洛芬斯之颅》时，他对我说，‘艾瑞卡，你瞧，过去也有很多犹太姑娘遭受折磨和苦难，但最终她们都活下来了’。这位艺术史学者在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第一个冬天逝世了，但他的话语给我带来的力量却最终支撑我熬过了在集中营的四年时光。很多年后，在佛罗伦萨的Uffizzi（乌菲兹）美术馆，我站在那幅画前许诺自己，要去帮助那些总是充满好奇的孩子，通过挑战他们的才能鼓励他们不断去思考，去作为，去和他们内心的自己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沟通。”
七十年前，一个女孩的问题在集中营里得到回应；七十年后，她向更多好奇而孤独的心灵张开了怀抱。
在训练中心，孩子们一直被鼓励去提问，去质疑，去给出自己的答案，去自主选择。四十五年来，成千上万的孩子从这里迈向漫长的人生，却又在此后一次次回来，为中心捐款，或成为教师，或是将自己的孩子送来接受同样的教育。四十五年后，当初嘲笑艾瑞卡为天才儿童提供额外训练的人们也渐渐改变了观点。以色列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二、三年级的小学生进行相关测试，从中挑选出超常儿童，并为其提供免费的额外训练项目。
与众不同是一种天赋，而如何发挥这种天赋，将其运用于创造，则需要持续不断地接受智识上的挑战和情绪上的鼓励。
十五年前，如今已成为训练中心负责人的梅拉芙还是一个因教育理念“不合常规”而得不到认可的教师。艾瑞卡听说了她的故事后却双眼一亮：“你的想法不合常规？太棒了，到我这里来做老师吧！我们最欢迎与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