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着大妈徐珊珂、大姐黎明晖来到北京，暂住在大伯黎锦熙家里。大伯在北京内城二龙坑租了一套小院，自命为“湘庐”。
此前在1915年9月，大伯黎锦熙应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负责人熊崇煦的邀请，担任部属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兼文科主任。当时办了五年的《湖南公报》被“汤屠夫”汤芗铭查封，黎锦熙、张平子、李抱一等甚是气愤，重新创办湖南《大公报》。在此时刻，长沙的很多朋友反对他赴京，但他的学生毛泽东却支持自己的老师去“奋斗一番”、“观察一番”，另外老友杨昌济、王季范等也大力支持。大伯认为，通过政府的途径，普及全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为之奋斗，于是遂成行。大伯来到北京的初期，由于袁世凯一意孤行“称帝”，政局激荡，教育部人心混乱，无心政务，大伯的工作无法开展。直到袁死后，大伯才编出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国民读本》计八册，并附教授法一册。之后，大伯开展国语运动，大力推广白话文，公布由其编创的注音字母，发表论文《论教育的根本问题》，积极提倡白话文、推广国语运动。在大伯工作的推动下，1917年组成了以蔡元培为首的国语研究会，到1918年，有不少人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采用新的标点符号，自此，白话文运动开展蔓延全国。
父亲重回众议院上班，一切都是十分的熟悉。此时的议长仍是汤化龙，对父亲颇为照顾，父亲又是国民党员，所以很得同僚尊敬。汤化龙此前任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对大伯的工作也很支持，与其弟汤芗铭颇有不同。
父亲是喜欢北京的，尤喜听戏。此前在北京两年，用他的话说是“听了一年半的戏”，和梅兰芳（畹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王瑶卿、王凤卿、龚云甫、孙甫亭、胡琴大家孙佐臣等都相交莫逆、称兄道弟，尤其是和言菊朋交好，之间时有相聚。父亲和这些京剧名角们相互学习，父亲向他们学习京剧，名角向父亲请教“音韵吐字”法等。后来父亲组织“明月音乐会”，言菊朋欣然参加，且成为骨干。
北京的一些师长、老友如蔡元培、周树人、许寿裳等仍在，又结识了一些新的师友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近代史大名鼎鼎的人物。
在众议院上班，那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虽然悠闲惬意，却不是父亲想要的。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先后在北京中央女校、怀幼中学和孔德学校担任语文、音乐、图画、历史科的兼职教员，其中在孔德学校任教的经历，让父亲受益匪浅。
孔德学校（今北京27中前身）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于1917年12月创办的，这个名称取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Augueste Comte的姓“孔德”，蔡元培为此解释说：“我们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来做我们的教育的宗旨……”孔德学校注重科学的精神，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筋觉，给学生时时有共同操作的机会。孔德学校不仅把学校办成读书的场所，还要使它成为人格养成的地方。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要“教”与“育”并重，要熔冶“思想的人”、“情感的人”和“实际创作的人”。该校采用自编的国语（白话文）课本，比北洋政府颁令改国文为国语的时间还早了一年。孔德学校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每年春秋两季学校组织郊外旅行，体育活动有篮球、乒乓球等比赛，校庆会年年举行，从幼稚园到中学各班均须表演节目。这些经历，对父亲以后编写中小学教材、开展国语运动都有巨大的帮助，同样也使蔡元培先生对父亲的学问、人品有了充分的了解。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推行“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提倡“学术思想自由”，聘请教师的标准是“积学而热心”之士，使北大“学风丕振，声誉日隆。”1917年秋，蔡元培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宴请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刘半农、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黎锦熙、黎锦晖、许寿裳等十位知名学者和教授，邀请他们到北大任教。父亲感谢蔡先生的信任，以自己才疏学浅婉辞，大伯以推行国语为重未予接受。此次聚会，是“五四”前夕思想界很重要的一次动员会，父亲躬逢其会，多年后亦引以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