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一别两年的故乡，父亲首先去看望的，是他的大哥黎锦熙。两人是亲兄弟，也是朋友和同志。久别相逢，自是欣喜异常。
这两年，大伯一直在长沙办《湖南公报》兼教书，在他及一帮同仁的努力下，《湖南公报》的影响力日盛一日。在大伯的建议下，父亲在《湖南公报》做编辑，又干上了老行当。
对办报，父亲自是轻车熟路，且他长沙有一批熟悉的朋友、同事，所以很快就融入了报社的氛围中，工作得心应手。年岁渐长、阅历日丰，父亲的文笔也日臻成熟老辣。他以“甚么”为笔名，针对国内外局势、当局的腐败、官场的黑暗、民生的艰难等话题予以抨击、讽刺、鞭笞，文风或辛竦、或活泼、或调侃、或暗喻。围绕“甚么”这个笔名，又衍生出很多笔名，比如表扬好人好事用“圣谟”、抨击当局用“胜魔”、讽刺文章用“肾膜”等等。这些文章几乎每日一篇，深得大众欢迎，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在长沙，甚至省内一些市县都有一大批忠实的“粉丝”，尤其在青年学生中拥有很高的声誉，促进了报纸销量的增长。
父亲在长沙有很多朋友，其中有介入师友之间的徐特立、方维夏，也有新朋友蔡和森、毛泽东、陈章甫、田汉等。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与大伯相识。大伯锦熙当时在该校担任历史教员，只比毛泽东大3岁。他们两人名为师生，实为挚友，常在一起议论时政，研究学问。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这样说：大伯任《湖南公报》总编辑时，先后帮他誊写文稿的有三个人，这三个人以后的发展耐人寻味。第一个抄写员沉默寡言，每份文稿都老实抄写，连错别字也照抄不误，这个人很快就丢掉了工作，此后不知所踪；第二个抄写员非常认真，对每份文稿先仔细检查，遇到错别字、病句都认真改正，然后抄写，1935年他写了一首词，当年这首词经聂耳谱曲后名为《义勇军进行曲》，他就是田汉。第三个抄写员则与众不同，他也仔细地阅读每份文稿，但他只抄写与自己意见相符的文稿，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文稿则随手扔掉，后来这个人建立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甚么”先生的文章也甚是钦佩，在长沙与父亲多有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