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是农民。父亲从来没骂过我，没打过我，也没批评过我，他有点迁就我，觉得我还是个苗子，有点发展前途。我的母亲不要我读书。因为家里穷，我每天早晨起来读孔子曰，孟子曰。母亲就说：‘孔子、孟子，不如给老娘拣两升谷子！’
“我小时候很懒，不爱搞体力劳动，没事就在屋里练字。弄块小黑板，拿毛笔蘸着白石灰浆来写字，干了以后，洗了又写。我父亲看我字写得还有点好。再有我爱编篾活，编背兜、笤箕；我编得很好，不是拿来卖，编来好看。在体力活方面我有点投机取巧。冬天，我们生活很穷，要用红苕煮稀饭。我有一个妹妹，我让她去砍红苕、掏红苕、参水、上灶头，我就坐着烧火，捧着一本书。别人说你怎么不去干活儿？我说，我要看书呢么。
“抗日战争时候，父亲从大星场、吉星场买木柴，挑到蓬溪县去卖，有25里路。一天找到一升米的钱。当时用的钱有铜壳子、铜元，还有钢洋。有时候我也帮父亲背一点，背到路上，又回来读书。那一回遇到天上飞机多得很，父亲就赶快把柴丢了，把我拉到一个土沟沟里。飞机过了，才又把柴挑起走。我们家里的一点土地种了不够吃，父亲还去当地给中农、富农家栽秧、割谷，找点钱来补家。家里我有一个兄弟、两个妹妹，四个孩子，连父母亲一共六个人。
“1946年8月份，一个家乡人把我带出来，在重庆北碚，我就在那里挑乱弹［干杂活］，挑水、送饭，在建筑队挖泥巴，当时国民党时期修建民众大会堂（后来叫人民大会堂），我都参加了，在全清云土工厂挖泥巴。后来又跑到印刷厂当临时工。老板看我能干要留我，他有个女儿，跟我现在这个老婆婆是同学，想留我。他说儿也是你，女儿也是你。意思是财产都是你的。我说我不干。当时我思想上明确了：不图钱财，要学本事。所以听到这个话，我第二天就走了。我一心要奔两个单位：一是军事机关，二是行政机关。那样才不被人欺负。我去考过宪兵，高有那么高，但重量不够，就没考取宪兵；后来考取了重庆北碚书局。本来在那里干的好好的，遇到一个家乡人叫王维之，在长寿当国民党特务长。他来买《康熙字典》，我给他拿，一眼就认出他来。我就说：‘噢，是幺叔，维持一下么。’意思是帮我找个工作么。结果他回去就写了封信来：‘缉光，火速来长。’
“结果我一回来，情况就变了。他本来要把特务长的位置让给我，他要去成都，但等我回来，情况变了，他又不走了。他又不输那个面子，既然我已经回来了。他就让我在收发室当收发，待遇是勤杂工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