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25年，也就是《贝尔福宣言》发布之后的第八年，查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才警告说：“巴勒斯坦不是罗得西亚，那里住着60万阿拉伯人……他们同样拥有对家园的权利，和我们拥有的对家园的权利一样。”
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先驱们深受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先知的影响，他们和这些先知同样遭受沙皇的迫害，渴望建立一个将犹太教传统和社会民主相结合的国家。他们已经将犹太复国主义转型为某种实质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运动，令其追随者充满社会纪律和集体责任的意识，这对他们之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他们最基本的构想中有一个观念，认为犹太民族要靠体力劳动获得救赎，用荒废已久的工作的汗水荡涤他们在隔都中养成的精神状态。对于他们的犹太国家理想而言，挖掘壕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哲学家的主义。他们决心建立一个拥有各种技能的工人阶级队伍，要求犹太劳工替犹太企业干活。犹太总工会（Histadrut）迫使犹太厂商只能雇用犹太工人。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土地——许多是从贝鲁特的阿拉伯外居地主手中得到的——他们赶走靠这些土地为生的阿拉伯佃户，把它们留给犹太定居者。那些被这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策逼得背井离乡的阿拉伯农民流动到城市，又发现了另外一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策：犹太总工会禁止他们在多数犹太人拥有的工商业机构里面工作。
犹太人热心推动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的复兴，维持着他们自己的效率极高的教育体系。通过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他们安排自己的政治事务，将阿拉伯人撇在一边。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有一种倾向，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行动的团体，生活和教育水平较高，而阿拉伯人则低人一等。
在阿拉伯人看来，那些犹太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设施，对他们的土地造成了侵略。犹太复国主义的劳工政策，必然导致一个新的无家可归的城市贫民阶级形成。犹太人倾向于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框架里，自认为高阿拉伯人一等，这令阿拉伯人深感痛苦和怀疑，扩大了这两个社团之间的鸿沟。
和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邻居相比，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抱负晚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由于工业和社会的落后，并且刚刚摆脱数百年受压迫的殖民统治，这些阿拉伯人对于现状的反应只能是朴素、幼稚的。他们不断拒绝每一个提出的妥协方案，坚持主张：既然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那么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只是赋予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有效性。由于他们狂热的领袖拒不让步，他们的立场使他们一再丧失机遇，根本无法限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坐大，无法明确分清他们在那里的权利。相反，阿拉伯人的怨愤周期性地爆发，在1920年和1929年，以及1935—1936年彻底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中演变为暴力行动。
现在，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具现实性的动议，体现了他们30年来一贯的态度。那就是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人的国家，犹太人可在这个国家里作为少数民族存在。他们甚至提议，让一位曾经参与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狂热的阿拉伯政治领袖来领导这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