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说：
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而已。
（《东坡奏议集》卷一）
“均为无用”、“不过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
柳宗元说得更透彻，他认为试题的变来变去并不会改变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试题出现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就会选拔到什么方面的人才。考生总是那些读书人，朝廷侧重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作什么方面的准备。
苏东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筹，但作为稀世大才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与科举考试想选拔的人才有较大的距离。
就一般人才的选拔而言，考试内容还是重要的。一定的试题定向，标志着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重点，也会对全国应试者的自我塑造起一个引导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识形态要求，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终于，出现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仅内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许多联接虚词也是限定的。当然，这至少给考官阅卷带来了不少方便，也使不同的考生纳入了一种相同的可比性之中。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通过这项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法，结果造就了大量的废物。
对此，清代医学家徐灵胎随手写的一首“道情”表达得很清楚。文中的“时文”，即指八股文：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期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事情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国际参照系生楞楞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前面，无情的对比强烈到让人眩晕。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怎么考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这副模样？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或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十九世纪晚期的科举考试是什么样子的呢？周作人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