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父亲会成为国共密派特使？
父亲早年一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在台湾的国民党政要和军事将领中，学生、部属和故交好友非常多。因此，他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其目的是以各种方式对昔日的故旧、部属、学生做一些开导、解释、说服的工作，以唤起他们的回归之心，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
1949年以后，他与蒋介石、陈诚保持通信往来，直到“文革”。
父亲受周恩来伯伯委托，在1950年6月初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劝其放弃反共立场。此后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发生变化，争取蒋介石的计划暂停了下来。
抗美援朝战争后，父亲又特别选派老部属张樨琴②专门负责两岸高层意见沟通，双方对此事均绝对保密。1964年，蒋介石在高雄接见过他。初期的联系方式是通过游艇在公海上秘密进行，双方按照事先的约定交换信件物品。
1954年，一则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对台广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父亲在广播里对在台的老友、部属、学生及其他旧政府的人员发话说：“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祖国人民”，在此重要关头，“为国家、为人民、为自己和子孙着想，你们都应该听从我的忠告。”父亲的广播讲话，是大陆对台广播中较早的一篇原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讲话。
英国《经济学家》曾对此作了评价：“在台湾的许多中国国民党人，无疑觉得听听前国民党政治军事家张治中——他告诉他们，与人民在一起的生活是多么美好的讲话，要比阅读最近国民党报纸或其他‘谍报机关’所创造的消息更有兴趣一些。”“所有流亡在台湾的人都希望返回大陆，现在他们愈来愈觉得复兴和恢复世界知名的最伟大的一个民族的任务，正在没有他们参加甚至受到他们损害的情况下进行着，因此，在国民党的讨伐性干涉主义后面的情绪，现在正在开始找到新的出路。”1955年春节，父亲再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对海外侨胞的广播，对“反攻大陆”进行了驳斥。
公开资料上说，1956年，周恩来伯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
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公开表示：“和平解决台湾是有可能的。”
他是在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时说这话的，他非常期待第三次国共合作。在同年11月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父亲再次呼吁国共再次合作。他在对台广播中再次指出：“过去国民党曾和共产党有过两度的合作，在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现在仍然存在第三次合作的可能。”
下面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参考父亲所写未公开出版的《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在政协编印的这本书里面，父亲对台湾的讲话、文章、访谈都有，很详细。
1957年1月，父亲在广州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是必然要回到祖国怀抱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并具体分析了有利于和平解放台湾的各种因素。
这年2月，父亲出任民革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当年3月召开的民革三届二中全会上，父亲再次在讲话中强调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正确性，并指出这一方针顺应民心，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台湾内部和华侨反响热烈。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条件，父亲通过以下四点进行分析：一是新中国的强大所产生的吸引力。在台湾的军政人员，自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应是具有爱国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现在看到几年来大陆飞快发展，日益强大，他们在今昔对比之下，自然心向大陆。二是国际的动向。国际上除了美国及其几个仆从小国外，大多看不起台湾，也没有来往，这点对台湾的影响很大。三是台湾自身前途无望。兵源不足，加上经济一天天败坏，美援也不可能久持，因此，人心涣散。四是美蒋矛盾日益激化。美国已发动倒蒋运动，利用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主张毁党救国，要蒋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他们在香港出版反蒋的小册子，提出反共必先倒蒋。蒋是相当敏感的，这给他的刺激很大。当然，台湾对国际局势抱有幻想，对美国和共产党都还有顾虑，这就使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反复曲折，不可能是直线的。但父亲相信和平解放台湾还是有极大可能的。通过分析这些情况，父亲认为民革要做的工作主要是：认真研究台湾情况，打好基础，要做好对台宣传，多讲道理，晓以大义，态度要平心静气，诚恳；在可能情况下，实现通信与交往；与政府配合做好其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