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警觉的是，当文化解释演变为一种固执的“国民性优劣论”或者天生的“素质高低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认识混乱。此次地震发生后，欧美与中国的许多媒体纷纷以大量篇幅称赞日本灾民临危不惧的精神风貌，这似乎与“抢购食盐”风潮中一些中国市民的恐慌形成了鲜明对比。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言辞犀利的评论：“青海湖有的是盐，柴达木盆地的公路也是盐铺成的……中国内陆的盐足够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做成腊肉，完全没有必要抢盐。学学日本灾民的素质，别再给中国丢人！”这类“自我贬低”的言论立即引起了反弹，许多网友以汶川地震时中国人英勇悲壮的赈灾义举予以回应。一位（据说是）台湾记者的言论更是铿锵有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宁肯看到像‘5·12’地震发生当天下午在成都市万人排队献血的场面，也不想看到在日本东京排队打电话的场面……我宁肯看到因前往灾区的志愿者太多而把道路堵塞的无序场面，也不愿看到有序得有些冷清的海啸灾民画面；我宁肯看到灾区群众抢着为解放军送水送食的混乱场面，也不愿看到日本灾民看到救援队来了后的冷漠有序场面……如果说后者是高素质，那么我宁肯自己素质低一些！”
从最初的惊奇与赞叹，到后来的质疑与反驳，日本人的“素质”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同样的表现中，有人看到的是“沉着谈定”，有人看到的是“冷漠无情”。于是，他们的素质高吗？不高吗？真的高吗？……这类争辩相持不下，却不会有任何结论，也未必对促进思考有真实的意义。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或国民性并不能如此直截了当地解释人们的行为。首先，任何国民性都不是单一同质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在紧张。具体的情景可能会强化国民性中的某一种倾向，而其表现形态的“高低优劣”也只能针对特定的情景来做评价。若由此推论某种国民性天然优越，而另一种有“劣根性”，则陷入了种族主义的偏见。其次，文化对行为确实会有影响，但常常是通过制度环境的中介才发生作用。人们在灾难中会不会发生抢购、是抢购饮用水还是食用盐，与其说反映了国民性的差异，还不如说是制度环境造成的“信任度”以及教育知识水平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陈映芳教授的文章《面对灾难，日本国民不会隐忍》，从公民运动对制度变迁的推动来理解日本应对灾难的表现，比许多着眼于国民性的论说更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