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位十分活跃的华裔“国际学者”，不久前在一个高规格的中外学术论坛上发出雷人之语：“摆脱西方，海阔天空！”顿时引得四座皆惊。这种豪言壮语近来时有所闻，听上去相当鼓舞人心。但真要是摆脱了西方，这类国际学者大概就会失去在中西之间频繁穿梭、游刃有余的活跃空间，更谈不上什么海阔天空了。至少五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交往与试探，有殖民与反抗，有辩论与对话，有竞争与依存，一直纠缠不休，最终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都来自一位德国思想家的理论创造，我们何以摆脱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
所以，这类惊人之语表达的未必是其字面的意思，更可能是一种呼吁，要告诫国人努力摆脱西方的偏见，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偏见。因为受到这种偏见的制约，会加深我们的自卑感，妨碍我们打开思想创新的天地。倘若如此，这种见解对于抵御“崇洋媚外”的心理或许特有功效，在原则上也正确得无可挑剔。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判别偏见的标准是什么？在“抵抗西方”的流行话语中，我们鲜见对这种标准的严肃讨论。而日渐走强的一个趋势是，那些盛赞中国奇迹的论述，比如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或者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基本上都不会被国人视为偏见。相反，那些对我们有尖锐批评或颇有微词的观点，常常被主流舆论指责为“西方的偏见”。于是，我们似乎默认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标准：偏见与否与我们的“舒适感”密切相关，那些越是让我们听得舒服的说法就越是正确，而越是让“中国不高兴”的观点就越可能是偏见。我不知道这种关联有没有因果逻辑，但许多心理学家会将此看作是一种“认知的未成年状态”。
喜欢赞美、厌恶批评，这大概是人的自然情感倾向。但成熟的心智不会将好恶感等同于正确性。一种看法是不是偏见，只能基于其证据和理由来辨别。赞美中国的经济奇迹当然有理（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批评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也言之有据（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警戒线，位于世界前十位）；对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评价固然不错（巨大的社会动荡毕竟没有出现）；但指出这种稳定存在着隐患也不无道理（刚性维稳代价过高，国内安全的开支已经直逼国防预算）；说中国是体育大国可能正确（若以奥运会金牌总数为标准），但说我们还是体育弱国也不一定错（若以全民运动水平而论）；有人在上海世博会中看到了卓越的城市治理水平，也有人在最近的火灾中看到了城市安全的机制尚不健全……凡此种种意见，都有其特定的、局部的依据，但以总体的正确来要求，都可以说是某种“偏见”。有什么理由说，让人舒服的正面意见偏见更少，而让人感觉不爽的负面意见则偏见更大？倘若要寻求无偏见的正确意见，更有前景的方式并不是放任自身的好恶感去杜绝“偏见”，而是在各种局部意见之间展开自由的对话与交锋，在寻求综合的努力中接近真相或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