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向着火车奔跑过来……她一向是个严肃的妈妈，从来没有亲吻和赞扬过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温和地看我一眼而已。这一次，她跑过来抱住我的头亲了又亲，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妈妈了。一阵难过涌上来……我顿时想放弃一切，丢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家里的奶奶，还有小弟弟们……就在这时候，军乐奏起了，口令下达了：“各就各位！……按照车厢顺序，上车！”
我从车上，向妈妈久久地挥手，挥手……
——塔玛拉·乌里杨诺夫娜·拉德尼娜
（列兵，步兵）
我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团……要是从来不去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好，说吧，战士松古洛娃，请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开枪射击的岗位上去。”
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的情绪。我们全都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实在是太渺小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将军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丫丫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个个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简直就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说话呢。）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军队要是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
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
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1943年6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了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讲讲，让您明白，当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我们当时是那样一种人，今后不会再有了，完全绝种了！我们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诚，有绝对的信念！我们团长接过旗帜，下达指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和其他兄弟团，不管是坦克团还是步兵团，都平起平坐了！我们站在那儿哭啊，个个泪如泉涌。现在您是不会相信的，当时由于一种震撼，我全身绷得紧紧的。我身体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神经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吗？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通过心灵震撼而治愈的……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巴
（上士，通信兵）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