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比我年纪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线了……剩下我独自一人没有被录取，我痛哭了一场。别人对我说：“丫头，你应该去学习啊。”
但是刚刚学习了没有多久，我们院长突然来了，宣布说：
“姑娘们，战争终究会结束，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但现在是需要保家卫国。”
我们上前线那天，工厂的领导们都来送行。那是夏天。我记得所有的车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人们纷纷给我们赠送礼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饼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动得在站台上跳起了乌克兰戈帕克舞！
列车昼夜兼程了许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们在一个车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点喊出来：一列接一列的车厢里，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们招手，有的挥舞头巾，有的扬起船型军帽。我们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够了，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现在由我们姑娘去接替他们。
妈妈给我写了一个祷告，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盒里，也许真的会保佑吧？最后我真的平安返回家乡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会亲吻这个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护士）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自己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可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叫：“战争来了！战争来了！”我记得人们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见到的人，他们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祷告，这是早就几乎见不到的情景了……人们公开地祈祷，公开地在胸前画十字。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的坦克和我们好看的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以前总是在游行中看到它们，总是为它们而骄傲啊！还有，我军的统帅们都去哪儿了？布琼尼呢？当然……惊慌失措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战胜敌人？
我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助产学校就读二年级课程。我马上想到的是：既然战争来了，那么就应该上前线。我爸爸是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曾经当过政治犯。从小他就对我们灌输“祖国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国是必须保卫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咱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义不容辞……
——塞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帕纳贤
（少尉，摩托化步兵营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