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日光流年》的写作过程，至今仍使我有着后脊发冷的感觉，那种备受煎熬的不光是自己的躯体，更是心灵的一次死亡过程。或者说，那是一次走向心灵之死的漫长写作。
13年前，1994年的4月，我从河南携着妻小调往北京二炮部队的电视剧制作中心，“名分”是编剧，实际上我仍在天天思考着小说。虽然那时腰椎病使我几近瘫痪在床，每走几步快路，腰的疼痛和左腿的麻木便让我感到活着没有意义，而死去又是一种恐惧。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把家安在了二炮文化部专门为我腾出的两间会议室里，把床摆在西边，把锅放在东边，把孩子的课本搁在床头，把新买的拖把挂在公用厕所的门后。收拾一毕，迎接我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小说《夏日落》因为在香港有了称赞，被那边的一些报纸杂志誉为是大陆“第三次军事文学浪潮”到来的代表之作：“其第三次浪潮的宗旨，就是描写军人灵魂的坠落。”他们哪里明白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意识，正忙着进行“反和平演变”，社会思想中，还有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样一股强烈的暗流。既然香港那边如此颂赞我的小说，那必然是小说中有着被“敌人”欢迎的地方；加之有人连续写信给总政有关部门，状告我的军事文学创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我就被组织约去进行严肃的“谈话”。谈话之后，我就开始忍着腰病，趴在床上一份一份地写着总也不能通过的检查。腰上离不开用钢板制作的宽大腰带，又因为经常趴在床上写作，出现了不停的眩晕症状，而寄往《钟山》、《花城》等刊物都已排版的小说全被紧急撤回，精心写出的检讨又总是被退回修改……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在两个多月如行走在黑暗胡同中样等待上级给我的处理决定中，在我和妻子说好若被处理转业就从此不再写作、一心回家种地的时候，我又迎来了二炮部队成立三十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为了立功，为了表现，为了“将功赎罪”，我拖着病体，希望能为部队三十周年写些什么。各级领导为了让我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为了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使人家在帮我解困时有些说辞，也就把纪念三十周年的电视剧的编剧任务恩于了我。于是，为了完成这部电视剧创作，我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中国残联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下属工厂，请他们根据我的病情，为我设计、制作了一个能在活动躺椅上半躺、半坐、仰头向天进行写作的一个铁器写作架。那个写作架，既能在地上滑动，又能在地上固定；架上的写作板，能根据我仰躺的姿势，调整出和我手臂、眼睛相适应的各种写作角度。这样，我就在等待处理决定的过程中，开始了那部歌颂部队官兵“爱国爱军，敢于牺牲”的电视剧创作。剧本不长，只有十集，取名为《青山巍巍》。可每次我扶着墙壁或让妻子搀着，从床边走向那只有几步路的写作架时，我都会忍不住掉下眼泪。
妻子问我：“是腰疼得厉害吗？”
我向她摇头。
妻子又问：“那为啥？”
我就咬着嘴唇，让她离开，说我要写作了，最好家里没人。妻子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买完了在楼下转悠，不到烧饭的时候，不回家打扰我的写作。可是，妻子走了，我也不一定真写，就那么躺在椅子上发呆，一呆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天。样子好像是在思考我的命运、我的生存，还有我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目的。其实，那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空白中又堆着些许人生的杂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