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电话铃响了，又是他，又谈他的读后感，我说：“我到你那里去吧，能够谈得详细些。”他说好。于是，我去了他的家。一进门，我就说：“我要事先声明一下，我听说你爱骂人，不过，我也爱骂人。”他看着我笑了起来，没有一点爱骂人的样子，将我让进了他的书房，先是上好茶，后是递好烟，接着入正题。
那次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即是周作人的问题，他认为《书屋》登多了评论周作人的文字。我说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对待周作人，今天的态度应该是：人归人，文归文。无论周作人是个什么人，他的文字在今天在以后都是有人要看的，也是有人会研究的。而《书屋》所登的都是评论其文的文字，对其人品和历史没有一文一字的涉及（这是我在当时编稿时小心切实把握的分寸）。他说登多了，就是倾向了，就代表了杂志的倾向，也表示了刊物的态度。我说历史走到今天，如果说有进步的话，那就是有一些过去不能谈的人事现在多多少少可以谈了，而历史也就在不可以和可以之间小步或者大步前进。他笑了。我又说，他也可就他的看法写点文字给《书屋》，这对世人认真思考必定是有好处的。他又笑。我又说，他所提的那个口号——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其实，也可变一变的。他问如何变，我说可以倒过来，那就是——立足世界，面向全国，走向湖南。他笑了，我也笑了。他问我如何立足世界（这可是个关键问题，可见他的行政能力，或者说是运作思维），我说我一下说不好，或者我是这样感觉的。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出版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及我们湖南的出版，运用我们的出版资源，用好我们的出版能力。他说确实有点意思（后来我在有些场合也曾谈过这个想法，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得到的却是一些讪笑）。
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这是我要写他的原因。
后来，我出了一本诗集《剪影》，送给他，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过去我总认为你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不料你还是一位诗人。”我看了就大笑，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位理论工作者。我仔细地想了想，我觉得我不是。
后来，我又送了他一本小说《李白三部曲》，他又给我写了一信说：“你以前写过一些小说，现在又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可以说是一个作家了。你是中国作协或者省作协会员吗？不知是否？我想应该是的，否则就不公平了。”我看了，又大笑，不公平的事太多（他也跟我说起过他所遇到的不公平），你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他是关心我的，这也是我写他的原因。
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我觉得张中行先生实在说得非常好：
先说内容。还想分作思想、知识、见识三个方面。思想，这里指概括而最基本的，是对于世间事物尤其对于人生，周作人是怎么看的。对人生有看法，有抉择，这本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朝闻道”的道。周氏多次说他不懂道。我的体会，这是指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争论的道，而不是对世间事物有看法、能分辨是非好坏的道。这后一种非形而上的道，周氏不仅有，而且明确而凝固。是什么呢？拙作《再谈苦雨斋》中曾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