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养猫的历史偏短，起码比养狗的历史短多了，而且跟养狗比起来非常不普及，这从出土文物中很容易得到印证。商周的墓葬中常有殉狗现象，而且常常在棺椁之侧，可见狗为其主自古就是传统。汉代的墓葬出土的陶狗比比皆是，大小立坐动静随意，如此众多的陶狗出土却不见一只猫殉葬。所以说，文物支持中国人养猫大约出现在公元四世纪，传播途径很可能由埃及传到意大利，传遍欧洲后再传入中国；中国最早在南北朝时期由西亚引进了猫，至唐开始普及民间。
还有一个思路可以佐证这个历史。唐诗号称唐代的百科全书，无所不包，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在诗中写过狗，初唐的骆宾王，晚唐的李商隐也都写过涉及狗的诗句，但他们都没写过猫。理论上猫比狗更容易入诗，查遍唐诗，涉及猫的诗寥寥无几，元稹有一句：停潦鱼招獭，空仓鼠敌猫。（《江边四十韵》）对仗工整；另外还有两个和尚寒山拾得各有一句写得具体，寒山：骅骝将捕鼠，不及跛猫儿。拾得：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和尚遁入空门，诗写得也大雅大俗，明白无误。可纵观唐诗近五万首，涉及猫的诗句就这几句，与狗的普及严重不对称，所以说养猫在唐朝比养狗一定少很多。
宋元以后，猫在文学作品中多了起来，宋秦观写过“雪猫戏扑风花影”之句，动感十足；元张国宾的“莫道出家便受戒，哪个猫儿不吃腥”流传甚广；到了明初，有个叫唐珙的文人做了一首很具体写猫的诗，诗名就叫《猫》：觅得狸儿太有情，乌蝉一点抱唇生。牡丹架暖眠春昼，薄荷香浓醉晓晴。分唾掌中频洗面，引儿窗下自呼名。溪鱼不惜朝朝买，赢得书斋夜太平。诗写得一般，还是套写前人的，但有情有义，完全是宠物猫的感觉了，不再是捕鼠的高手。
画亦如此，宋代狸猫入画，台北“故宫”的《富贵花狸图》、《冬日婴戏图》（苏汉臣），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狸奴蜻蜓图》等等。宋画的猫已无野性，完全宠物状态，与南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吻合，他在书中有如下文字：“猫，都人畜之，捕鼠。有长毛，白黄色者称曰‘狮猫’，不能捕鼠，以为美观，多府第贵官诸司人畜之，特见贵爱。”而同为南宋人周密在其著作《武林旧事》专门提到，都城临安有手艺人经营的宠物店里卖有“猫窝、猫鱼、卖猫儿”，这段记载与今人的生活几乎无异，可见南宋人不枉虚名，“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元明清以后尤其明清，养猫为宠物朝野风行，文学作品中描述增多。《金瓶梅》中黄猫黑尾意象的使用，黑猫白猫穿插小说其中，不仅吓得官哥大哭，还搅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好戏；《红楼梦》中王熙凤养猫，贾母宴请刘姥姥剩下的精美菜肴，丫头鸳鸯先挑了两碗给平儿送去，见平儿吃过饭了，便说“喂你们的猫”，显然王家的猫很是高贵。王熙凤的谐谑名言：人家养猫会拿耗子，我的猫倒只咬鸡！这话是委婉地说给平儿，一为警示平儿不要给尤二姐帮助，二提示主仆之间仍要保持良好关系。
民国时期，许多文化大家都专门写过猫。老舍、梁实秋、郑振铎、夏丏尊、冰心、丰子恺等都将自己养猫的故事跃然纸上，读来生动感人。那时，国人养猫都不经意，无论乡下还是城里，猫都像个精灵地自由生活。这传统一直保持到我小时候，北京城里的住户养猫都不刻意，人吃什么猫吃什么，猫进出家里随意自由，没有人关起门养猫，有时猫出去几天不回也是常有的事情。那时的养猫和今天的养猫很大不同，似乎在流浪猫和宠物猫之间。北京胡同的房顶上围墙上行走如履平地的猫，是我幼年时对这所城市最生动的记忆。
这些年随着百姓生活好起来，猫变得金贵，吃有猫粮，拉有猫沙，睡有猫窝，玩有猫架，猫成为了许多人生活快乐的内容，让紧张的生活放松，让枯燥的日子温润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