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商代的铜器风格与周代不同，并不是指历史朝代的断代；更确切地说，是两个文化阶段的不同，这两个文化阶段，并不等同于历史的朝代。商的典型期在盘庚迁殷以后，一直延续到西周初期；周的典型期在西周中期建立，到西周末已经式微。
这两种典型，在本质上分别代表了两种艺术倾向，用西方艺术上的术语来比较，商近于“浪漫”，而周近于“古典”。商风格中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大胆而热烈，那些厚重华丽的饕餮，仿佛透过久远的年代，仍然能够传达给我们那巫的文化中迷狂暴烈的血质性格，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商颂》）的年代，是仍然未脱原始的野性的年代。它以狂暴的生命原始冲力创造着诡异而华丽的器物，纠结着繁复炫目的纹饰，纠结着神秘、恐惧、庄敬、奇想的热烈情绪，是对大自然的力量怀抱着崇拜与畏惧之情的初民，在如狂的祭礼中对一切未知因敬畏与好奇而发出的符咒似的颂歌。
西周中期以后，典型的如陕西扶风出土的铜器，那种简朴端庄的造型，充实而壮大的环带纹，在简朴中传达的是理性人文精神的均衡、安定。好像《易·系辞传》用各种文明史理性的解释来批注卦爻的神秘一样，西周的人文主义，用那样均衡冷静的气质，平复了商的巫术之美中过分繁丽激情的部分。
商的文明据说一直往南去，有人认为春秋以后楚的文化是商的衍脉。的确，我们在《楚辞》中，仍可以看见那热烈的激情，荡溢着神秘的浪漫精神。然而，西周的理性精神的确替代了伟大的商帝国，成为中国文明的基础，从这一条线传承下去，归结先秦的儒家哲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国人建立了一套理性而均衡的文明，进退揖让都不失法度。然而，那潜藏着的商的血液，似乎还不时要出来，在理性得丧失了原始生命力量的时候，以外表看来十分狂烈的姿态复活了古老的中国。
从巫的美，到理性的文明，从精神的激情，到知性的平衡，“浪漫的”与“古典的”，也构成了中国艺术风格交互不断的两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