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约好的时间，王选到新干线车站去接未曾谋面的日本民间调查团的成员。“我站在站台上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中年人迎面向我走来，他们没有说话，我就能认出来，就是这两个人。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到日本去留学所有的辛苦，它的意义全部都实现了，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去日本呢？”
在日本留学八年的经历仿佛都是为了这次会面，这是1996年。随后，王选的生活发生了全面转折。
王选不是有钱人，她需要挣钱养活自己，但现在要面对一场漫长的国家官司。家人来劝阻，觉得她不应该参与有政治倾向的活动，战争和赔偿，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王选对他们说：“有些事情是不能说不的，人是有义务的。”
王选是中国人，是崇山人的后代，是崇山人中唯一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她了解日本这国家，知道这语言，是受了现代化教育的人。她觉得她有义务。
1996年，王选带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的加入，调查团才可以无障碍地和当地村民交流。
1997年，乡亲们推选王选担任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讲话？因为，我们是人!”这是王选第一次在纽约为细菌战演讲时的发言，“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死了以后有灵魂，灵魂是不死的。这个诉讼就是为这些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名字的人所发出的一个声音，现在，这个声音全世界都听到了。”
1998年2月16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第一次开庭。
这只是漫长诉讼路的第一步，随后是连续五年的奔波。
2002年8月27日，在这一天，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他认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确实实施了细菌战，并且认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道德，也给中国带来了伤害，但是，对于中方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要求，法官却依据日本战前宪法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不予支持，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
从1998年到2002年，一共27次开庭。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开庭，王选是法庭上唯一的中国人。她就站在那里，质问一个民族的判断。这是一种巨大的孤独，她多么希望中国人能够把这个法庭都坐满了，如果有自己的同胞站在身后，即使不发言，那也是一种力量。
《感动中国》给予王选的，就是同胞站在身后这样一种力量。
2002年秋，朱波在筹备《感动中国》时，王选是第一个进入他视野里的候选人。
朱波至今无法言说，第一眼看到王选照片时的那种感受。这位身形瘦弱的女子，目光如炬，透出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神情中有坚毅，有不屈，有痛楚，还有种深深的孤独。
朱波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支撑着这位弱女子，敢以一己之力与一个国家作战？
他在报道上看到这样一个细节——常有人带着探究的语气问：你可以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管这种事？
的确，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很少有人能理解王选的选择——大家都在为生活得更好而努力奋斗，而这位在日本打拼多年，已经有稳定的生活，年届不惑的女子，却毅然舍弃一切，为了一群风烛残年的受害老人，为了一段被掩藏的历史，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