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波进入新闻评论部工作已经有六年之久,最早以策划人的身份进入《新闻调查》,后来担任《东方时空》工作室主编,他当然了解梁建增有这个念头不是最近一两个月的事,已经有几年了吧。但是做媒体的人都知道,中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媒体担当着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的责任。如何评论一个人物不难,难的是你让这个人物走上荧屏,本身就会被解读为一种评价,而这种解读的后果是不可评估的。对这件事,梁建增非常慎重,电视台所有的高层管理者也非常慎重。
但现在,时机似乎来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中心的《年度经济人物》在2001年推出,今年是第二年,体育中心的《年度体育人物》2002年正在筹备。《年度新闻人物》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关键是用什么样的风格和标准推出。
朱波在同事的眼里一向以轻松幽默风格出现,大事小事都爱开玩笑。但梁建增一向以严谨著称。这次任务分派,听起来是轻松的,却让朱波无法轻松。
“中国年度新闻人物”,朱波最先想到的是要有一定影响,这个人物寂寂无名当然不行,娱乐圈的明星倒是大把,但他们仅仅是水面上的泡沫,新闻人物要的是能在河水下影响水流方向的基石。新闻人物需要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人,那些影响国民生活和这个社会前途方向的人。
朱波安下心来,花三天时间学习了国际著名媒体的年度人物评选,梳理了2002年初以来的重要新闻。
同事多年,朱波当然熟知领导的打法,但“中国年度新闻人物”是重量级的炮弹,况且梁建增在电话中是那么不同寻常的轻松口吻,朱波觉得更要慎重,决定先开上两枪听听反应。
2002年秋,媒体报道最热的人物,一个是刚刚被扳下马的“五毒书记”张二江,一个是即将履新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集体。
朱波整理了这两方面的材料,向梁建增汇报。梁建增沉吟了一下,这两个备选项他当然知道,也早有预料。
如果张二江要算“年度新闻人物”的话,对中国观众的接受习惯来说可能不合适,老百姓接受的就是正面人物,负面人物怎么能在年终时走上荧屏呢?这是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如果选这个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新一代国家领导人肯定是对一个国家影响最大的,可是媒体该如何评点他们呢?再者,“年度新闻人物”是电视的形式,是要有仪式的,把负面人物和正面人物排在一起,该举行什么仪式?如何颁奖?按照评论部传统,还是把各路人马召集起来,发动集体智慧吧。
2002年秋,北京西长安街羊坊店115号院会议室里,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各路神仙”济济一堂。会议主持人陈虻,是当时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个栏目制片人,还包括主持人白岩松。
讨论围绕一个话题展开:2002年,中央电视台准备推出中国的“年度新闻人物”,这个项目该怎么开展?要求大家想一个主题,得有年度影响力,人物还得是正面的。
那个下午,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讨论来讨论去,就是什么影响中国、改变中国、震撼中国,讨论了很久,列了十几个这样的名字,各种建议被提出,又被否定,讨论几乎陷入了僵局。按照惯例,这样的僵局要陷入几次才有好点子产生,但是这次没有。
一直在听大家争论的陈虻忽然发言,他提出一个点子:找好人,评选让人感动的年度新闻人物。
感动?感动中国?大家都被这四个字震住了。瞬间的沉默后,气氛迅速活跃起来,也有人反对,认为既然是新闻人物就不能太主观,但“感动”两个字是全面彻底的主观,不宜用来评选新闻人物。讨论继续下去,这种冷静的“新闻观”渐渐被一种“人文观”淹没,大家开始一致觉得,“感动中国”是相对来说最符合大家最初设想的。就这样,定下了“感动中国”。
一次会议就有了结果,这当然是喜人的成绩。朱波被确定为《感动中国》制片人,但是除了这四个字和被大家激起来的空前高涨的热情,朱波手头还两手空空,他可以铺开自己的棋盘,但是棋盘上还没有棋子。
晚会需要一个小组来承担,需要播出窗口,需要内容,需要一个让观众了解和认知的过程。一大堆的工作,当然不能全部由制片人来承担。承担所有工作的制片人不是好制片人,这是朱波一贯的理念。他现在找到了方向,剩下的是要找到那些和他一起来分担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