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赴任巴格达的时候，的确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我自己的命运将如何因此而改变。同时，因为这是我首次独立负责一个重点的国外分社，怎么管理好分社的中外雇员呢？我的法宝只有一条：有名多让，有利也多让。
我这样做了，分社的同事也是这样做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共同升华着自己，巴格达分社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单纯和团结的集体。我们为新闻来到那里，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共同努力发出最合格的新闻。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付出如此巨大个人代价留守这个危乱之地的唯一价值所在。
当我去探访萨达姆最后藏身洞的时候，李骥志实际上也很想去，但是他无怨无悔地孤身留在分社值守；在所有的重大报道中，我都尽量把署名和上镜的机会留给别的同事。当集会的人群中连续发生3起自杀性爆炸的时候，别人都是向外跑，只有我们在现场的记者黄敬文举着相机逆着人流朝里冲。同时，他还以最快的速度向办公室报告情况，使我们的英文快讯比任何一家外电都快。在我们都很累的时候，我们却都在极力分担别人的工作，互相劝说彼此去休息，但最后往往大家一起熬夜……
我离开巴格达分社的时候，送行的人都涌出了泪水。离开了这样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全部生活的地方，我们还能这么单纯和豁达吗？
回到国内的这十年里，我曾多次忍不住问过一些年轻的同事：你们想不想去巴格达？为什不不报名？
出乎我意料的是，很多人都连连摇头，并做出夸张的恐惧的动作。
我在巴格达的时候，曾接过很多“地方小报”的电话，他们都在打听怎么去巴格达。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最后都没有成行。有一名年轻的记者还偷偷混进巴格达，最后还是在无奈中撤出了。但是，作为国内唯一有机会向伊拉克派遣常驻记者的新闻机构，我的不少年轻同事却对这样的机会连连摇头。这使我不得不叹息新闻专业精神的缺失和理想主义的危机。
我至今仍深深记得，曾和我在以巴地区共事的女记者周轶君为了能获准进入戒严中的约旦河西岸政治中心拉姆安拉，是怎样地期待、焦虑、失望和兴奋。我理解她只身坚守加沙两年的最大支撑，来源于她对新闻的热爱和追求。只有尽可能地让她按照自己的志愿去实践新闻的理想，才是对她最大的安慰和爱护。
最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有关方面终于同意安排我陪同她混进了戒严中的、被以军宣布为“封闭军事行动区”的这座城市。我们共同采写的新闻《拉姆安拉：生活在戒严中继续》被评为当年中国国际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第一名。我觉得，除了是独家新闻外，这个奖更多地是对我们新闻理想的肯定。
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声张过的细节是：当我们决定穿越一条阿拉法特官邸附近的马路，去往一户可以俯视整个被坦克围困的阿拉法特官邸大院的时候，我对周轶君说：你站在我的左边，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走。
以色列的狙击手在我们的右边。我这样做，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替更加年轻的女同事挡子弹的准备。那个只有4米来宽的马路，相信会终生都会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迄今为止最为漫长的一次马路穿行。
公布这个细节，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帽子。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决定。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心里没有任何的其他想法。但是我想，我应该为这一时刻感到骄傲。这一时刻，一种新闻的理想主义已经带有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这是一个合格的战地记者应有的升华。
就如付出是付出者最好的回报，理想也是理想主义者最高的奖赏。我想，在未来，即使没有人会记得我，但我自己的文字依然会在某个角落里，静静地等待着被某双手打开。
我希望，如果有人在深夜读书，书页翻动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寂然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