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90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褊狭、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徵、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合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但是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每一个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痛恨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可知其内心深处的芥蒂之深。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绝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