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慢吞吞地走开了。每次我提到弗朗科，他都装作没听过这个名字似的，我不得不把所有的说辞重复一遍。但在1969年，他终于妥协了，同意将弗朗科纳入麾下，并付他跟我相同的薪水，每周65美元。然后他立马就开始到处夸耀从欧洲引进的这个厉害的小个子。只是他记性还是不太好，总是不记得弗朗科的名字。“猜猜我们要把谁请来了？”他在午餐时间宣布道，“弗朗西斯哥·弗朗科！”
去年在机场接我的摄影师阿提·泽勒当场纠正了他。“那是西班牙独裁者的名字。”
“不。我是说他叫哥伦布。”
“你确定？”阿提问，“哥伦布是发现美洲的那个人。”
“不，等等，我是说弗朗科·尼禄。”
“那是一个意大利演员。演西部片的。”
“阿诺德！见鬼，我们到底要请谁来着？”乔终于向我发问了。
“弗朗科·哥伦布。”
“嗷，老天。这些混蛋！意大利人！为什么意大利人的名字都这么怪？听起来都一样。”
我开着大众小汽车去机场接弗朗科。我换了个赛车方向盘，看起来很棒。为了欢迎并为了庆祝我的朋友来美国，我觉得一块大麻饼干挺不错。在迈阿密打败我的健美先生弗兰克·赞恩成了我的朋友，他自学成才做了这些饼干。他经常塞给我一块这种饼干。“这肯定会很滑稽，”我想，“我要去接弗朗科了，飞了这么长时间他肯定饿了，我给他一半饼干吧。”我不想给他一整块，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于是，弗朗科上车后，我问：“你饿吗？”
“是啊，饿得咕咕叫。”
“你很幸运，我有块饼干。我们分了吧。”我带他去的第一个地方是阿提家。阿提的妻子乔西是个瑞士人，我觉得弗朗科在懂德语的人面前应该会觉得自在些。我们到他们家后，弗朗科先躺在地毯上大笑了一小时。
“他总是这么奇怪吗？”阿提问。
“他肯定喝了啤酒之类的，”我说，“但他本身也是个怪家伙。”
“哦，他太搞笑了。”阿提和乔西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几天后，我问弗朗科：“你知道当时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厉害吗？”然后跟他说了饼干的事。
“我就知道有什么东西作怪！”他说，“快多给我些那种饼干，感觉太棒了！”
后来，弗朗科对天花疫苗产生了剧烈的反应，他在即将离开慕尼黑之前接种了这个疫苗。他的手臂肿了，经历了发热和发冷，吃不下饭。两周都是这样。我每隔几小时就给他做蛋白质饮料。最后我把医生叫来了，我很害怕弗朗科会死。医生说弗朗科最终会好起来。
我的推销策略征服了乔·韦德，他急切地想看到弗朗科有多强壮。但我朋友的体重从170磅下降到了150磅。乔来我家，我就把弗朗科藏在卧室里，说：“哦，弗朗科啊，他很忙，又去金吉姆训练去了。”或者“是啊，他也很想见你，但他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完美，于是去海滩晒日光浴去了。”
我计划让弗朗科跟我一起住。我的公寓只有一间卧室，即便如此，我可以睡卧室，他可以把沙发摊开睡。地方太小了，连贴海报的墙都没有。但遥想慕尼黑，我还睡过衣帽间呢，所以这对我来说还算是奢侈的。弗朗科也这么觉得。我们有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还挂着窗帘。海滩就在三条街外。浴室里有洗脸池、马桶、带淋浴的浴盆，比我们在欧洲的条件好多了。不管地方有多小，我们还是真的觉得熬到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