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一切我能读到的来自东德和苏联那边的训练方法。越来越多的流言说那些国家给举重运动员、铅球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服药。我一了解到那些药是类固醇②，便自己跑到医生那里开了一点试吃。当时没有规则说不准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可以通过处方得到，但是对此人们已经开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健美人士不像谈论训练日程和营养饮食那样随便地谈论类固醇，有人争论健美杂志到底是应该教给人们关于药物的知识还是忽略这个趋势。
我只要知道顶尖的国际冠军们都在吃类固醇就够了，伦敦的一些人确认了这点。我不会带着劣势上场。“想尽一切办法取得胜利”是我的宗旨。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吃药是危险的——当时对类固醇的副作用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就算是，我觉得自己也可能不会介意。高山滑雪冠军们和F1赛车手知道他们有可能丧命，还是去比赛。因为如果你不死则赢。而且当时我20岁，觉得自己是不死之身。
为了弄到药，我去找了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听说这些药能让肌肉增大。”我说。
“道理上没错，但我不会都卖给你，”他回答道，“这药是给做完手术需要康复的病人用的。”
“你能让我试试吗？”我问，他说好。他让我每两周注射一次，中间吃药。他告诉我，“吃三个月，比赛一结束就停药。”
类固醇让我容易觉得饿和口渴，让我增重了许多，虽然这些体重有水分，不是太理想，因为这会让身材看起来不精致。我学着在决赛前的六到八周开始吃药。它能帮你赢得比赛，但把肤色晒漂亮也是与之相当的一大优势。
后来，我退出健美界之后，服药成为体育界的主要问题之一。运动员们服用我们用量20倍的类固醇，当人体生长激素面世，事情就真的失控了。健美运动员死亡的新闻层出不穷。从那以后我一直和国际健美协会等组织合作，致力于禁药。
到了9月份，经过所有这些训练、改造，我比上次多带了10磅肌肉上了去伦敦的飞机。
第二次“环球先生”大赛跟我想象得一样顺利，分毫不差。我的对手们来自南非、印度、英国、牙买加、苏格兰、特立尼达、墨西哥、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第一次，我听到人们呐喊我的名字“阿诺德！阿诺德！”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当我像想象过的那样站上奖台，拿着奖杯时，我还用英语好好地发了言，跟大家分享喜悦。我对着话筒说：“我终于圆了一生的梦想。我很高兴能成为‘环球先生’。我再说一次，因为这听起来太棒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环球先生’。谢谢在英国帮过我的所有人。他们对我很好。谢谢大家。”
成为“环球先生”让我过上了一般年轻人想象不到的狂野生活。天暖的时候，健美运动员们会开着老爷车到乡下，去过角斗士般的生活——烤鲜肉、喝酒、泡妞。夜晚我们和来自全世界的酒吧老板、音乐人、泡吧女孩一起疯——我的女友中一个是脱衣舞娘，一个是吉普赛人。但是我只在该野的时候野。训练时间到，我从不缺席。
雷格·帕克向我保证如果我成为“环球先生”，他会邀请我去南非做些展示推广活动。所以比赛结束后第一个上午我给他拍了份电报，“我赢了。什么时候能过去？”雷格说到做到。他给我寄来机票，1967年的假日，我在约翰内斯堡和他、他的妻子玛丽安、两个孩子强强和乔纳西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我和雷格走遍了南非，包括比勒陀利亚和开普敦，做了很多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