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但是，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战。8月18日，他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主张“敌攻我守，待其气衰力竭，我即乘胜出击。”“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9月13日，蒋介石手拟《告各战区全军将士文》，再次强调固守，“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在阵中抗战到底”。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开军事会议，仍然表示：“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
要杀敌卫国，自然需要强调牺牲精神，但敌人拥有海、空优势，配备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战必然带来巨大的伤亡，最终也难以守住阵地。当时，日方有各种飞机1500架，而中国仅有战斗机、轰炸机300架。8月24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云：“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全日在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威胁甚大。”白崇禧也表示：“无制空权，仗无法打。我官兵日间因飞机不能动，夜间因探照灯亦不能动。长期抵抗，须另有打算。”淞沪之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英勇抗敌，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内，层层设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是很愚蠢的作战方法。后来，蒋介石回顾淞沪战役，就曾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没有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退兵于吴福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坚强之过也”。
“坚强”是好事，但不顾条件，“坚强”太过，没有任何灵活性，就是执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