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因此独立革命前数十年的美国文化都对君主政体恭敬有余，甚至达到拥护的程度。杰斐逊的美国先祖及其同辈们生活的环境使民众习惯于身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对于英王乔治三世的憎恨标志着革命进入活跃期，但许多美国人对此并不习惯，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特例。
杰斐逊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一切都是未知的年代。他知道，也能感觉到，美国的敌人无处不在。最强大的敌人是英国，不仅在争取独立的战争期间。我并不想以传统的方式回顾独立战争，比如从1775年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爆发武装斗争开始，到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败北结束，我想做的是谈一谈杰斐逊的看法，这样也许更有启发性。在杰斐逊看来，与大英帝国的抗争及其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从1764年就开始了，直到“1812年战争”中美军的新奥尔良大捷、1815年签订《根特条约》，抗争方才结束。
通过讲述杰斐逊怎样看待这场斗争——至少是他不为人知的经历——不难看出，杰斐逊生活和担任总统的年代属于“50年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时而紧迫、时而缓和，但一直在推进，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1775~1783年和1812~1815年，对抗发生在传统战场上，也有以支持者代理人与英国和印第安人结盟的形式进行的对抗，还有商业打击和反击。需要担心的是加拿大新斯科舍或英国西部顽固势力（独立战争后，拒绝投降的顽固势力）借助英国军事运动对美国进行政治入侵。还有对新英格兰和纽约分离主义情绪的忧虑，以及对美国政府与社会中君主政治复苏的恐惧。
与英国的持续冲突犹如一面三棱镜，可以透过它解读美国国内外发生的任何政治事件。即使与英国有潜在的盟友关系，那也是为了与法国对抗，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并非出自对英国人的喜爱。杰斐逊不信任曾经的宗主国，以及那些幻想维护，甚至依赖君主政体及其外在光环的美国人，这些外在光环包括贵族出身、世袭爵位、永久的立法机关、常备军、庞大的海军机构及中央集权财政体系等。一旦觉察到有可能发生上述情况时，他会立刻本能而迅捷地做出反应，以免革命工作和制宪会议陷于险境。大英帝国的海军力量如此强大，而其官员和军队又近在咫尺，这一切都使他忧心忡忡。
从杰斐逊当选总统至1809年卸任，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尤其是1783年在签署标志着独立战争结束的《巴黎和约》期间，面对诸多可能性，难道他都表现得过分偏执，像个妄想狂吗？或许吧。难道他在不遗余力地散播阴谋论么？是的！妄想狂有时会臆造出假想敌，而阴谋也只有在实施的过程中流产才变得荒唐可笑。杰斐逊对“君主复辟”怀着深深的不安与焦虑，因为在他看来，“君主复辟”只不过是恢复大英帝国影响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而且“君主复辟”也是对美国人谋求与众不同的自治事业的终结。幸运的是，杰斐逊的这种不安和焦虑被极少数人消除了，其中就包括乔治·华盛顿。在一个间谍活动猖獗、恐怖事件频发的革命年代，美利坚合众国可能会遭受多舛的命运，正如其他共和国所遭遇的那样。由此来看，杰斐逊凭借敏锐直觉将英国视为宿敌不足为奇，但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杰斐逊认为自己已陷入一场持久战，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生活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他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