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这意味着我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而不是某个特定部门的运行情况。我的基本研究理念认为，经济活动是同一个更宽阔的背景条件密切联系的，这个背景条件包括了政治、社会心理和自然环境等多种要素。经济问题其实很难在一个孤立的背景下得到充分理解，尽管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恰恰落入了这一研究陷阱。一位成功的经济学家必须在一个宽阔的视野中审视经济问题；他应当认识到，来自文化、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公众舆论、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限制条件都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过去1/4世纪中，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顾问，我的工作经历主要是通过诊断经济危机并找出办法克服某些关键经济部门面临的困难，来帮助国民经济实现正常运转。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我必须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经济和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是如何地彼此适应，同时又是如何地通过贸易、金融和地缘政治的途径来同世界经济发生互动的。除此之外，我还要尽力去了解公众的信仰、国家的社会历史以及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使用一套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工具。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阅读了大量的经济数据和图表。同时，我也阅读了许多民意调查报告以及有关文化与政治历史的资料。我需要了解并比较政治领袖和商业领袖对经济运行所做的不同评论，也需要造访工厂、金融公司、高科技服务中心以及地方社团组织。关于经济改革的正确观点必须要经过不同层次的“真理测试”，从而在社区层次以及全国性的政治层次上都能行得通。
一个宏观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犹如一个临床医生，后者应当医治好患有重症及不知名疾病的病人。一个有效的应对办法应当包括对根本问题的正确诊断以及之后设计一套治愈疾病的办法。在我以前所写的一本书《贫穷的终结》那里，我把这种过程称为“临床经济学”。我的灵感来自我的妻子索尼亚（Sonia）。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医学博士，正是她为我显示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临床医学所具有的魅力。
我并不是生来就能成为一名临床经济学家，但幸运的是我所接受的理论训练，加上我妻子给予我的灵感以及在专业领域上遇到的好运，使得我能够形成一条非凡的通往临床经济学的个人发展之路。我有幸在哈佛大学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并在之后的1980年成为哈佛的正式教员。
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幸参与了解决1985年玻利维亚面临的经济难题，并从此形成了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职业发展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债务累累的拉丁美洲国家在经历了20年军人政权的无能和暴力统治后，逐渐回归民主政治及宏观经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