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主义的样板”到“消费主义的狂欢”，当代艺术提供了看中国的最好视角，“艺术眼”看到的是中国病痛和幸福的根源，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与怕”。
学者李陀对当代艺术有个“烂西红柿理论”：“当代艺术好比一筐西红柿，有的是好的，有的是烂的；有的看着是烂的，擦擦看原来是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好西红柿从筐里摘出来，不受烂西红柿的传染。”
当代艺术有价、有市、有标准；亦有滥竽充数、混水摸鱼、插科打诨。有人说：“粗糙和混乱才有活力。”这正是当代艺术的现状：不完善、未完成、有活力。
当代艺术三十年，前半程是“理想主义的样板”——高名潞主持黄山会议；艺术家们搞达达主义；肖鲁在中国美术馆开枪；叶永青在重庆开火锅大会——当诗人芒克和北岛等人在白洋淀放歌时，艺术家们没闲着，从文革绘画、苏联绘画的时代中醒悟，画《西藏组画》、《春风已经苏醒》等，美术和诗歌，充当了时代变革前沿的发令枪。
后半程，艺术家桥归桥、路归路，各奔前程：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聚居——圆明园、东村乃至后来的宋庄、798以及八大美术院校的周边。艺术分化也逐渐开始：学术、商业，也有人在寻找学术和商业的平衡点。当单一的收藏模式被打破时，媒介、网络、画廊构成的网状收藏模式为艺术家的作品打开通路，一个艺术家只要有三、五个收藏家认可和“供养”，便能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很好。与《新周刊》创刊15年一路走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后半程可谓是“消费主义的狂欢”。
无论是“理想主义的样板”，还是“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国当代艺术有力佐证了当代中国（一个大时代）的变革，并且充当了显而易见的当代历史的说明书，中国人的一切心态、状态、生态都能从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到答案。急吼吼、闹哄哄、乱糟糟，作品中有；急中求慢、闹中取静、乱中从容，作品中也有。正如了解西方历史，读美术史和看美术馆，是一个最易进入的切口，要了解当代中国正在行进中的历史，当代艺术也提供了一个看中国现场的独特视角。
艺术家徐冰说：“在没搞清楚什么是艺术的时候，做做环保、慈善总不会有错。”所以他做了《木林森》作品。一个大艺术家尚不敢说他搞懂了“艺术是什么”，对于众多艺术家而言，也只是老老实实的“艺术的学徒”而已。艺术，真不是艺术史论专家们能说清的。
当代艺术可供利用的资源：一类是传统文化；一类是现行社会；一类是媒介理论；一类是消费理论；一类是后现代理论；一类是全球化理论；一类是体制异见。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世道人心”，是“通感”——感染别人。艺术家的手、艺术家的眼，决定了作品是否成立。
而当代中国，提供了这样多的素材,对艺术家而言真是幸事。有人说：“回国最兴奋的事,是一闭眼，第二天醒来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新闻。”
本世纪初,一股海外艺术家回归浪潮涌起,在“不发生事”的西方,艺术家呆不住了,搭着飞机回来,发觉“中国像个大工地”，每天都在变化，一个新鲜而问题多多的中国，等待艺术家发声。
最多时,北京一天有30个展览同时开幕。极盛时,30家艺术杂志创刊。牛逼时，最顶级的MOMA策展人会来找私人收藏家管艺借作品。而拍卖会更是十年三级跳，从百万俱乐部到千万俱乐部，再到近期齐白石作品拍出4个亿、杭州也花5个亿打包购买了包豪斯藏品。“亿元俱乐部”指日可待。
有钱者投奔艺术,有学问的人也投奔艺术。这是精英荟萃的场合，在艺术社交场，没有娱乐界的尖叫,却比娱乐界更加VIP。
都在投奔艺术,这是必然的。由富而贵,由GDP而中国形象,由硬实力而软实力,当代艺术和当代中国的关系搅在一起，既参与又旁观，既享受快感又目睹灾难，既得意又失落——西方人只有人性，中国人除了人性之外，还有中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