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在当代艺术，文学界也如此。“智力”显然成为最高的范本。卡尔维诺说另一个小说家博尔赫斯，便赞不绝口：“这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
但我们对“智力”有一种误解，以为它与心灵和情感不发生作用。于是产生了所谓零度写作、客观写作。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如此，有时会变得沦为机械、冷漠的填充物。这种危险是有的，尤其是西方的设计与艺术大行其道之后，到处是工业的美感，包豪斯气息统治了一切。各种金属、塑胶、玻璃、冷冰冰的线条横亘在那里，影响并改写了我们的审美观。如果其中出现禅意倒也罢了。但偏偏是“会错了意的禅意”。铃木大拙对西方最大的贡献是催生了“垮掉的一代”和“乔布斯”。但我要讥讽的是，凡有流布、必有流弊。大多数西方人误解了禅宗，从而产生了“会错了意的禅意”。“垮掉的一代”就是最大的代表，他们是用习气在做艺术，而不是用心性做艺术。因此，他们的艺术是“半成品”，是半路上的产物，未真能脱俗离尘。所以，凯鲁亚克说“在路上”，崇尚“自动书写”，这都是禅宗玩剩下的东西。关键是他们还要借助大麻与性来达到某种艺术状态，这已经落入狂禅境地，是足可让人摇头的。
它们只在西方横行也罢，与我无涉。偏偏这等思想流脉不仅跨海而来，几乎又反哺了整个东方，当代艺术原是西方的产物，更不用说，其受害更甚。
我这几乎是在清算西方了，但此非我本意。相较西方的物质进步，我是崇拜至极，尤其是西方正在回归人类文明，不再以“欲望”为主导。爱默生所倡导的“美国文化精神”，他对“学者”的理解，继承了苏格拉底“爱智者”的传统，不仅影响了一大批政客和文艺家，也影响了留学美国的胡适，并使这种精神东渡回中国来。“美国文化精神”和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精神”，构筑成了西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两大支柱。它一定让东方的前贤们欣然，而让我等后辈汗颜。
现在，最伟大的东方文明不在东方，而在西方。东方的哲人与西方的哲人，他们要么一脉相承，要么心意相通。无论是黑塞、叔本华、尼采还是基尔凯郭尔，我总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东方圣贤的硕硕身影。
但目下东方是不堪的，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与物质，却未能引进制度，于是，便成了一个成本很高的“风险社会”。“欲望号列车”横冲直撞，“成功学火箭”扶摇上天。生命被漠视，情感被归零，众生如山下蝼蚁，苟且而活。我心痛哉。
我想提出“格”的问题，可以讨论一下“人格”、“国格”与“艺术格”的关系。人若无格，等同于动物，人若有格，方趋完善，完善的人格，西方有富兰克林，东方有孔孟老庄。民国北大校长蒋梦麟尚有“三子说”：“做人学孔子，处世学老子，做事学鬼子。”这种人格包罗东西。民国时期，北大尚是教授治校，不让国民党派代表入驻，学术氛围空前自由，从而形成历史上最后一座高峰。便是因为他们有人格，因这人格去做学术，便有了北大的校格，因这人格去为民族奋斗，便有了“国格”。
而当今的大国崛起，是血酬的代价，是国格凌驾于人格之上的。我们的艺术家往往纸醉金迷在功成名就的路上，自然联想不起来人格与国格的事。倘有人做点有人格的事，引发讨论和话题，便说人“出风头”。每念及此，艺术家“人格”的小，在我心里，就大大地萎缩成一个灯草和尚了。
吴冠中一语中的：“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齐白石是小乘，自我完善；鲁迅是大乘，无我而济世。二子都在仙佛之列，只是从事的“工种”不同。艺术家受限于形式，不同于文学家的拍案而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的“人格”就可以萎顿了，恰恰相反，人格的不同，作品境界的高低自然不同，泾渭分明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