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之所以热衷于这项工作，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一项抢救史料的工作。
三、中国近代史研究。1972年，唐先生从哥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转往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任教授，其工作重心遂转向历史教学与研究。据他自述，他在纽大上过“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门课程，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三千里无所不讲、无所不通，中西历史冶于一炉。1994年他从纽大退休，专事《中国近代史》的撰写工作，已成《晚清七十年》（五册）和民国史第一册《袁氏当国》，是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堪称“空前绝后”之作。民国史部分因病未能完成，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之外，唐先生还撰有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自传体回忆录《五十年代底尘埃》，胡适研究著作《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等。唐先生擅长演讲，他讲话带有浓厚的安徽老家口音，引经据典、纵横捭阖、随意所至、无所不谈、毫无拘束。唐先生是性情中人，结交朋友也是如此。与他相交，你会感到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顽童，他极具亲和力，毫无老气横秋之做作，难怪颇得人缘，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有不少各界朋友。1992年夏天他来北京开会，“失踪”了两天，吴健雄特从美国打电话到北京来寻找，在朋友中被传为笑谈。
唐先生身处异邦，却有着一颗不泯的中国心。他自述：“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终未忘情，总是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从早年投身撰写中国口述历史工作，为中国现代史抢救“活的历史”，到晚年撰写《晚清七十年》，以大手笔勾勒中国历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其在海外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起民间对日索赔、寻访慰安妇活动，到他临终前将藏书捐给母校安徽大学，表达对故乡的一片依恋之情，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中国情怀。唐先生为人处世，若如其名，德刚并济；作文言谈，又如其人，活泼可亲。唐氏幽默系天性养成，还是后天修炼，或是受那位幽默大师林语堂的影响和私传，这是一个值得文史专家探讨的问题。他身上体现的既深具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又长期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经验，在海内外史家中恐已不可复得。他遗嘱将其骨灰撒向大海，可见其心怀之宽广！一生得以结识这样一位老友，毕竟是吾辈之缘、之幸！
2009年11月3日深夜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等。
唐先生是胡适晚年流寓美国时的弟子，此外，柳存仁抗战前就是胡的学生，季羡林在20世纪40年代也与胡关系密切，像他们那样亲炙过胡适风采的人，已越来越稀如星凤。如今，他们一时相继陨谢，使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胡适已走向历史的远处。唐先生曾有过“胡适时代”卷土重来的话，是的，思想上的“胡适时代”仍绵延不绝，但时光中的“胡适时代”终究是渐行渐远了。胡适之，只剩下一个背影，而现在，为我们留下最有神采的胡适画像的那个人，也撒手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