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怀人，是中国文学不曾中断过的传统。怀念亲人，怀念友人，怀念前辈，为每一时代留下不少可歌可泣、可亲可近、可思可念、可悲可叹的身影。他们未必是正史中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也不见得是传说中的奇人异士、英雄豪杰，但就是那一诗一文、一聚一散、一思一叹，读之可以见学问，可以见性情，可以见人品，也可以见时代、见思潮、见兴替，令人难以忘怀。这些怀人篇什，几乎各种文体——诗歌、词赋、散文、书信、碑铭、序跋、笔记、小说——无不兼赅。洎乎近世，薪传不绝。
怀人篇什大多出自文人学士，所怀之人也多为同道，即便是官僚集团中人，其文若能流传，也大抵因其文学、德行有过人之处，或本来就是学界领袖、才子班头，即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
这种怀人的文学传统，20世纪中期以后似有中坠。偶有所见，也往往是场面话多而真性情少。究其因，盖环境使然。自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虽已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仍被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其间界限并不分明。起初，前者大抵是从解放区来的，后者则多为国统区留用的。后来，运动不断，文化人中一些来自解放区的，已成共产党人的，甚至身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也在运动中不断落马，成了这样那样的“分子”，自然也就跌进了“资产阶级”的圈子。一人获罪，常常牵连朋友熟人，胡风一案、“反右”一案，都株连甚广。此后，依旧运动不断，我在大学读书时经历的，举其大端，就有“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教育革命”、“四清”，直到“文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所有这些运动中，被批判的、打倒的，学者文人，首当其冲。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愿意去写那些怀人的篇什？已经被划为“分子”的固然不可“怀”，即便今日还受尊崇者，又焉知明日不生变故？一旦落下把柄，白纸黑字，便难摆脱纠缠。即令“遵命”而作，也不过四平八稳，说些应时的话语罢了。因此这一段时期，怀人之作，少有佳篇。至于各种革命回忆录，叙事记人，虽有可观，却因事涉“革命”，所讳颇多，连《刘志丹》这样写革命领导人的文学作品也被指为“利用小说反党”，更让人口将言而嗫嚅。
直到“文革”结束，冤假错案推倒，许多人物（包括已故的或旅居海外的）才重新被人们记起。于是，先是出版社小心翼翼地发掘出先前尘封的一些怀人篇什，予以重刊，然后又从试水到重评，再到追忆，恢复起中国文学这一中坠多时的传统，大胆地、精细地描绘出人物的本来面貌，让人耳目一新。套一句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话：“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这一类书籍销售颇畅，一则因为所怀所忆之人本来就是人们关注的人物，二来也因为史书一类，讲述概略，缺乏细节，不免枯燥乏味。怀人之作，透过细节，将一个社会的风范、时尚、气氛、人情，包括人们的委屈、冤情、不公、沉沦，一一叙描，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人们对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理解，且又读来令人兴致盎然，自然多受青睐。所憾者，今日的怀人之作，文体较为单一，多为散文随笔，而昔人那种文体兼赅的局面，似难再现了。
怀人，着眼于人，但又因人涉事，因事论世。作者所怀虽是一人，但透过人的遭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一个世界——这就是怀人篇什的魅力所在。对手头这本书，我亦作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