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也暴露出来了，一些市、县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出于对领导的“关心”，把一些相对容易解决的上访案件，挂在领导名下，几经工作便化解了。而一些老案、骨头案、长时间没有化解的案件落下了。这些案件时间跨度长，有的调查取证的条件丧失，已经无法还原事实真相，只能用民政救济、民生救助的办法解决。而走这条路子，又不是政法部门一家能走得通的，必须靠政法部门的领导出面，协调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不承想，构建这一制度的良好初衷，因为基层政法部门一些工作人员的“好心”，而使得效果大打折扣。
为使领导包案这一制度的效果最大化，河北省委政法委把这些案件梳理出来交给各市，要求市委书记、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市委常委、副市长每人认领一起，包化解处理到位。省委政法委的通报，将时任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所包的案件列入其中。这无异于挂账督办，谁所包的案件化解了，谁所包的案件还没有化解，省委政法委还专门发过通报。当时的邯郸市委书记郭大建，一看通报中有自己包的案子，立马召开调度会，很快使上访得以化解。
也有例外，有一位市委书记所包的上访案件，当时就没有化解。上访人姚某，女性，十六年前经某基层法院判决，跟丈夫离婚。从那以后，姚某就不断上访，反映的问题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一位女法官不向着她，而是向着她的丈夫，怀疑这位女法官与其夫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十二年来，各级领导怎么做工作也做不下来，判决他们离婚的女法官退休了，姚某患乳腺癌一只乳房切除了，上访却没有停下来。省涉法涉诉联合接访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姚某来省接访中心九十六次。我有一次在省接访中心的登记大厅被她拦住，她撩起被切除乳房的胸脯证明，她就是被那位女法官气得患病的。在领导接访化解骨头案活动中，该市的市委书记包姚某案的化解，多次把她请上门来做工作。市委书记是全市的老大，市委书记包她的上访案，她的要价随之提高了。原先该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包她的案件时，她要求赔偿三十万元，换成市委书记做她工作后，她的要求在三十万之后加了一个“零”，要三百万。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姚某的工作就是做不下来，咬定三百万不松口。姚某的这个上访骨头案，可以说是包括市委书记在内的任何领导都难以化解的。包案的市委书记调走了，新上任的市委书记继续做姚某的工作。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省委政法委信访处处长张建旗告诉我，姚某已经把要价降下来，降到七十万了。我想，这就好，只要姚某松口，做工作就有余地，就一定能把她的问题化解好。
律师评案制度。在现在的省涉法涉诉联合接访服务中心，设有律师接访室。作这样的安排，也是源于集中接访活动的制度衔接。有些上访群众，不仅上访反映诉求，而且研究法律，甚至能把涉及自己诉求的法条原原本本背出来。但毕竟他们只是围绕自己的诉求学法律，而且对一些法条的司法解释并不清楚。这种既懂法条又不全面了解法条释义的上访群众，钻到自己有理的法条里，任由接访干警怎么做工作都听不进，很多信访案件就这样年复一年拖下来，变成了重复访、骨头案。上访的与接访的法来法往，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应对？在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活动中，河北省委政法委在广泛调研、听取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律师评案制度。把类似情况的上访案件梳理出来，交给省律师协会，请律协组织律师评查。并明确规定，凡是律师评查的上访案件，原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要自觉接受律师的咨询，主动提供相关案卷材料，配合律师做上访群众的工作。请出律师，实际是在政法部门和上访群众之间请出第三人。相比较而言，上访群众对律师比对政法机关的信任度高得多，律师说的话，上访群众能够听得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