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远见对那些从大萧条和二战熬过来的人来说，称一位具有罗斯福那样超凡号召力和丰富想象力的领袖缺乏政治远见委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大大的不敬。不过，罗斯福制定政策时往往依赖直觉有余，而依赖理念或分析不足。在国际事务中，罗斯福对民主24的坚定信仰和对权力关系的直觉判断为美国的政策提供了连续性，慕尼黑会议之后尤其如此。但在国内事务中，罗斯福的观点往往陷入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中，其政策活似一个大杂烩。罗斯福传奇般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给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有一次，罗斯福的顾问组对关税政策争执不下，莫利给罗斯福拿出了两份意见相左、针锋相对的政策讲话。让莫利“哑口无言”的是，罗斯福竟指示他“将它们合二为一”Raymond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9, p48.。
“百日新政”的立法过程充分说明了对待政策内容的随便态度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些新政条款相互抵触，收效甚微；还有些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譬如，经济法案具有通货紧缩的性质，它抵消了那些具有通货膨胀性质的救助措施的作用。《国家工业复兴法》执行之前，因为企业急于在价格和工资调控生效前完成订单，这已经激发了经济的活力。然而，该法生效之后，市场力量会遭到干涉，进而妨碍复苏。对新政经济学的论述，参见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s: An Economic Record, New York: Norton, 1982, pp453465。所以，那种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缔造了经济复苏的观点很少遭到质疑，这不足为奇。
认知风格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 Holmes）曾评价罗斯福说，他拥有“二流的智商”，但却拥有“一流的情商”Geoffrey C. Ward, A FirstClass Temperament: The Emergence of Franklin Roosevel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xv.。霍姆斯的这两点评价恰如其分。罗斯福拥有特别出色的记忆力，也拥有融会贯通各种观点与事实的综合能力，还有从谏如流的开放性，愿意接受弗朗西斯·珀金斯所谓“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观点。但罗斯福的弱项在于对抽象概念感觉迟钝，对自己制定的政策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亦缺乏识别能力。
有一次，罗斯福的一位幕僚安排他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见面，指望这位经济学大师能为完善各项“新政”内容的一致性助一臂之力，结果却无功而返。罗斯福根本不知道该向凯恩斯讨教什么，他对安排此次见面的那位幕僚说：“我见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但他只留下了一大堆烦琐的数字。他哪是政治经济学家，一定是个数学25家。”Davis, FDR: The New Deal Years, pp319320.其实，只要罗斯福能对抽象的经济学略知一二，用不着成为一个精通凯恩斯主义的人，便能看出自己主持制定的各项新政政策中的相互抵触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