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两周之后，我们登上了飞往新罕布什尔的航班。可怜的哈里特被扔在乘客脚底下的货舱，因为宠物是不允许被带入客舱的，任何人都不例外。虽然值机台的小姑娘一再向我保证货舱里有暖气而且是密封的，可我依然很担心我那只被塞进包装箱里的胆小狗。
伊娃的心思全都挂在脸上了，没精打采地耷拉在靠窗的座位上，闷闷不乐像一只受了伤的猫咪。她把耳机罩在脑袋上，省得跟我说话，正埋头看着一本名叫《四海为家》的杂志。我实在是不喜欢她看这些玩意儿，简直就是黄色书刊，但愿上帝保佑她从那里面看到的东西没什么用武之地。我已经懒得跟她争辩了。
母亲来机场接我们。可她晚到了一会儿，所以看见她时，我们正推着堆得满满的行李车往出口处走。我肩上除了电脑包和手提包外还挂着另外两个包，手里还得牵着套着哈里特的皮绳。其实按规定在离开机场前不应该把她从包装箱里放出来的，管它呢，放出来又能怎么着？把我赶出去吗？
伊娃带上自己的双肩包和杂志后就撒手不管了，不仅丝毫没有主动搭把手的意思，甚至在我叫她帮忙的时候还假装没听见。母亲看见我们时，我正是这样一副狼狈相，牵着狗，身子被挂在肩上的四个包压得东倒西歪，还得小心翼翼顾着行李车，生怕碰着其他人，可那几个车轱辘根本不听使唤，实在难以掌控。
母亲皱了皱眉，把我的肩膀揽向她，可还没相触，她已经把我推回原处了。仅仅在某一瞬间，我们彼此的脸颊轻轻地碰了一下。五年不见，我们的重聚就这样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
“你太瘦了。”她说着便接过我左肩上的一个包，眼睛盯着伊娃，伊娃也回瞪着她。
“伊娃，你来推行李车。”不容商量的语气。伊娃的脸顿时就沉了下来，我也没吱声。于是，伊娃走过去接过行李车。
母亲几乎是以小跑的速度快步朝自动门走过去。
“爸爸在哪儿？”我慢跑了几步追上去问她。
“在家里。他太累了。”她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
母亲领着我们上了车，其实都不算是家用车，而是一辆面包车，一侧还带着液压升降机。
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情况恐怕已经有些严重了。车厢的正中间是为轮椅腾出的空间，有两道平行的轨道，还有用来固定轮椅的夹锁。有关这样一个特定位置的回忆又浮现在我脑海中，那时这个位置是为我而留，而此时的我依然心有余悸。
“伊娃，你要坐前排吗？”我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问道。
她没回答我，只是一声不吭地钻进车厢后部，想必待在那儿听不见我们说话，正合她的意。
大家沉默不语地扣好安全带，一直到母亲驶出停车场，都还没人开口说一句话。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怕开错了车道，可直到我们上了高速我才意识到，其实是她不想说话。
我转头看了她一眼，她两眼直视前方，干瘦的双手紧握着方向盘。我又不动声色地从后视镜瞥了一眼伊娃，她又戴上了耳机，双眼凝视着窗外，随着绿日乐队的音乐节拍不时愤然地点着头。
“爸爸怎么样了？”我转过头问母亲。
“不是很好，安妮玛丽，”她说，“情况不是很好。”
我扭头望向窗外，默认了她的回答，阳光透过茂密的树丛洒下来。
我几乎都快忘了这里独特的地形。在明尼苏达，到处平坦而广阔。可在这里，道路蜿蜒于山谷和溪流之间，然后又突然出现在陡峭的斜坡上。路旁是整齐的两排树，偶尔被凸出的基岩和零星几座历经风吹雨打的建筑物隔断。这些建筑又长又平，大多是木质结构，上面随意搭建着一些不规则的附属物。我看见一个手绘的弹药广告牌，于是直起身子，两眼盯着仔细打量了一通。
我们的车经过另一个广告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广告词：呵护你的小宝宝，让他们远离酒精，生活幸福。
好家伙。各位，小心着点。在胎儿性别选择的时候可得想好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爸爸坐在轮椅上多长时间了？”
“八个礼拜。”母亲回答说。
“情况有多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