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哈里死了，可我差不多三周之后才得到这个消息。当我们跃过双重障碍落地时，他的骹骨，就是前腿与蹄子之间的三块骨头中最长的那块，粉碎成了九节。他的肩胛骨、胸骨和骨盆都摔得不轻，但骹骨是致命伤。他们对那粉碎的九节骨头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于是只能当场将他射杀。
我比哈里摔得还要惨，还好他们没有射杀我，而是把我空运到索诺玛谷的外伤中心。那里检查出我的脖子被扭断了，除此外，锁骨、左手、八根肋骨、鼻子还有下巴都断了，但脖子的伤最为严重。由于使用了大剂量的甲基强的松龙，两周之内我都没有感到特别痛苦，但却浑然不知自己以后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在我苏醒之后，迎面而来的是一大堆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儿？你知道现在是哪年哪月吗……真是累死我了。我实在弄不懂他们怎么老是问一些听起来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可奇怪的是，这些答案我还真是有些含含糊糊答不上来。
“能动动你脚指头吗？”“能捏捏我的手吗？”“你有感觉吗？”他们反复问我这些问题。可我，真的不能！我的身体就像被封口的一麻袋散沙似的，再绑一个脑袋。我失去了对身体各部分的感知，这种感知就算不移动身体也应该存在。身穿衣服的感觉、空气掠过裸露皮肤的感觉、指间传来的触觉，所有这些能让我意识到它们存在的感觉通通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漠然如死。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砍掉了脑袋，然后脑袋被放在盘子上，再连接上一些必要的设备，从而维持着生命。当然，当我意识到这些时，希望不会让他们感到不安。过了一会儿，当镇痛剂的药劲儿褪去稍许后（因为我的脸刚被修复，强烈的疼痛必须使用吗啡镇痛剂），我听见了父亲和医生的对话。
“她还能骑马吗？”父亲问道。
他的声音很低沉。加上周围那些设备运行的杂音——换气扇嘶嘶作响，心电图机随着我心脏跳动发出唧唧声，血压袖带每隔一定时间又鼓起来——我得使劲儿才能听见他的声音。我估计他们大概是站在帘子后面，也有可能就站在我的脚边。我实在不敢肯定，因为我的脑子里真是天旋地转，也没法侧身去看。顿了许久，医生才开始回答。我生怕错过他的答案。可是我又能怎样？我没法让自己听得更清楚些，连把手罩在耳朵上都做不到。我也瞅不见他的嘴唇，甚至连平稳自己的呼吸都变得很艰难。
医生的话像从嘴里生硬地拽出来似的，声音听上去还有些沙哑。“其实，现在预测她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还为时过早，”他说道，“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还是先让她能够靠自己呼吸吧。”
我听见父亲绝望地喃喃低语着什么。就在这时，我手臂上的血压袖带又开始胀了起来。伴随着它规律的吸气声，那些 “世界级运动员”、“大奖赛骑手”、“奥运会选手”的头衔就像小鸟一样渐渐远去。父亲的情绪有点激动，说话的语气就像认定医生没跟他交代实情，时而商量，时而哄劝，时而又威吓，好像只有让医生理解到我重回马背到底有多重要，人家才会全力以赴给我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