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个地区既热也潮，蚊虫滋生，各种昆虫数不清，也除不尽，常常给人们带来烦人的疾病。传染性比较强的流行病就是疟疾。经常是反复发作，不能根治。我们也未能幸免，“奎宁丸”便成了家中的常备药。
不久，我得了黄疸性肝炎。由于缺乏医学常识，当时不明白得了什么病，只觉得浑身无力，吃不下东西，过了一阵眼白全变成黄色的了，又发烧，又拉肚子，这才害怕起来了。立刻找到繁忙的表姐夫请教。表姐夫叫金圭善，原籍朝鲜，他在德国学医，回来后任战地军医。他与我表姐结婚后入中国国籍，表姐是医院的护士。后来他被调到龙州医院任内科主任。他医术高明，医德也好，热心助人，深受当地百姓的称赞。他看了我的病状，一声不吭，只是叫我搬到他家的小厅中单独住。因为他很明白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他也知道我家只有一间小房，经济条件也不好。但他们家已有三个孩子，经济也很拮据，不可能送我去住院。他只跟二姑母说出了真相和处理的办法。我母亲还是从二姑母处问出了底细，于是说什么也要把我接回家，让我单独睡一张小床（因为金医生家只有一厅一房，最小的孩子只有两三岁，大的两个跟我们差不多大）。母亲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家的孩子们传染上这种病才对。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这位金医生的为人了。然而，这种病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效药，因为战争，连对症的药也非常匮乏。由于没有及时治疗，体质又差，病情变得比较严重了。我记得身上的汗已经把褥单、被单染成黄色，什么也吃不进，只能吃点汤和粥。在这时他已经想方设法找到他的德国同学，弄了两小瓶贵重药给我服用。一种是赭红色的药片，服后排出大量又红又黄的小便，另一种是银色的药丸。他小心地嘱咐母亲，如何防止传染，如何护理病人，调整饮食——坚持吃点骨头汤，一定要卧床，不许活动。然而药很快就用完，再买也不可能了。这时金医生千方百计打听用中草药和偏方的冶疗办法。最后他选定用野蜂窝和黄糖一块熬，每天熬一锅当“茶”喝。野蜂窝很难在药房买到，他竟利用周末到山上野树林中去采集。辛辛苦苦打下蜂窝再晒干存起来，让我坚持服用。我不知服用了多少蜂窝汤，也不知喝了多少鱼头、鱼骨汤，更让大家提心吊胆为我操劳，病才逐渐好转，慢慢地重新站起来走动。我只记得，因为病，觉得躺着也累，只盼着赶快长点力气才好！真感到无奈！而大人们想到的是，可幸捡了一条命呀！
让我们全家最难忘的是金医生。妈妈总会提醒我记住，救了我一命的是金医生啊！但谁会料到战争、穷困让他走上了不幸生涯。他坚守在医疗的岗位上，当日寇占领龙州时，他随着医院带着一家子边工作边撤退。艰辛的生活，使他染上了肺结核，病势恶化很快，不到一年便在贫病交加中逝去，那时还不到四十岁。而表姐领着几个孩子难以生存，只得将大儿子送给她弟弟抚养，将其他孩子送进了孤儿院后，再回到医院里工作。直至1991年初，我才打听到她的下落，并到广州去看望了她。遗憾的是，八十多岁的大表姐已患上老年痴呆症多年，已经不能辨认亲人了。庆幸的是两个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新中国成立后都留在首都迎宾乐队里担任乐师，20世纪80年代都调往广州交响乐团，一个是吹黑管的高级乐师，一个是作曲兼太平洋交响乐团的指挥。他们两家的孩子都与音乐有缘，其中佼佼者是小提琴手金立。改革开放初期，来访的英国知名小提琴家梅纽茵选中金立，把这个年仅9岁的孩子带回英国培训，后来送他去美国朱丽叶音乐学院学习。其他三个孩子有的学钢琴，有的是学建筑设计和服装设计的，不知这些幸运的晚辈们，可曾知道祖辈的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