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传钊
入读武汉圣约瑟女子学校
1936年夏，我们全家，父母、大姐、大弟和我都搬到了汉口。我还记得当时的住址是：汉口黄陂路协和里9号二楼，是一房一厅，还带有一条走廊似的狭狭的阳台。
我快6岁了，该是上学的年龄了。不知为什么，父母专门找了一间“为难”我的学校。一是，学校离家很远，每天来回在路上要走1小时40分钟左右。好在大姐也在那里上高中，每天她带着我往返。二是，学校管理很严，是由意大利修女们开办的天主教女子学校。全校教师（除语文教师外）和工作人员全是洋人。三是，小学部从3—6年级全部讲英语，2年级则是中英文混合教学。没有一年级。后来才搞明白，在汉口当时中学兼办小学部的学校并不多，从小学就开始用英语教学的更少。加上教会办学，学费相对比一般学校便宜，而教学质量不差，管理严格，因此家里选了这间叫圣约瑟的女子学校，让我启蒙。
我一进去，就被安排在三年级试读，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在学校里不许讲中国话，只能讲英语，如果不会讲可以到讲台前向老师提出自己想干什么、想说什么，问英语是怎么说的。这下可把我吓坏了，第一次踏进学校，看看那个穿着黑袍、戴着黑头罩、脸无笑容的老师，在讲台上叽哩咕噜，说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懂，甚至连下课也搞不明白，只好独自坐在位子上。到第三节课了吧，我就想上厕所，但又不会用英语去问老师，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直到实在忍不住时，只能在座位上方便了。坐在我旁边的学生立刻举手向老师咕噜了一阵，班上的同学立刻哄堂大笑。老师立刻用尺子在桌子上敲了起来，不许大家笑，而是叫一个比较大的学生领我去厕所解决问题，并安排她告诉我上课的一套规矩，甚至帮我翻译、做作业等。我坐在第一排，有时老师也过来照顾一下。毕竟从未上过学的孩子，一下子上三年级是太费劲了，所以过了几天就让我到二年级那个班上课了。尽管也是穿黑袍（有时穿深咖啡色袍）的修女当我们的老师，但她那深褐色的眼珠，比原来那个浅黄色眼珠的老师的眼光要和善得多，还会说中国话，让我们叫她“Sister”。她知道我是从未上过学的孩子，也不懂英语，所以经常会关照我这个糊里糊涂的新学生，并不时鼓励我和同学们一块玩。班上的孩子似乎不全是中国人，人数不多，但讲着各种各样听不懂的话，但大部分都会用汉口话来交流的。这位Sister似乎一直陪着我们上各种课程，有时她也上一些课，还督促我们在课堂里做各种作业直到放学。我还记得，在课堂里，每天练习写英文字母，练一个字母要写满一页纸，从草楷到正楷，从小写到大写，此外还要学英语的发音，每天只教一点点，反复地练习，根本不教字，两个学期就是这些。国语就要求背课文，要背得烂熟，还要默写出来。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些背得烂熟的课文，连我们家人都听得会背了，当然还有算术课。每天除了这些主课外，还有一些辅课，如领我们到操场做操、做游戏、跳舞，还领我们到校内的天主小教堂里学唱歌，听《圣经》里“旧约”中的故事，看修女们读经做祷告的仪式等。有时还要教一些简单的针线活，如绣十字花等。学习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多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