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贻正
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36年8月上小学，还不到5周岁；以后上初中、高中，直至大学。1948年报考大学，报了3所，都被录取，于是北上清华，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从期盼到失望，接触到进步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因此就成了离休干部。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左派”朋友
父亲一生也历经坎坷。从我们懂事时起，就曾先后两次入狱，一次是日寇占领上海时，上文提到过；还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父亲的《三代简史》里没有提及。但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胜利了，被日本没收的大中染料厂非但没有立即归还，相反，重庆来的“劫收”大员又蓄意抢夺，欲归为己有。经过父亲两年多的交涉，才收回厂房，复工生产。此时被拘押，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抗战胜利时，我突然看到了房间墙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大幅戎装照，这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隐藏着。蒋介石代表正统的国民政府，私藏蒋介石的戎装照片，这在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是有很大风险的。回想起来，他遭日寇逮捕时，传说他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说法，倒也有几分可信。
抗战胜利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他也经常叹息。因此对我们参加学生运动也未加阻拦。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知道过去几位金融界、外贸界的老朋友还是地下党，现在记得他曾提起过的有徐伯昕、陈其襄等人。徐伯昕曾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民主》周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陈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传所在钱庄的经理，还任过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发行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花纱布总公司经理、商业部局长等。我父亲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们影响。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民主》周刊，从1945年10月13日创刊以来，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对我来说，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粮，《民主》是每期必看。
《民主》周刊的主编郑振铎，是一位进步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藏书家。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他为抢救古籍等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抗战胜利后，我曾看到过在上海《文汇报》连载的《西谛书话》，就是他对一些古籍的评论随笔。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民主》的编委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学者，如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这是一份非常明显的“左倾”刊物，经常报道一些被国民党封锁的真实信息。如“重庆较场口事件”“六·二三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阴谋等，《民主》都及时做了真实的宣传报道，所以被国民党视作眼中钉，出版还不到一年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了。
父亲从旧时代走来，走过飘摇诡谲的混乱年代，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从上海滩十里洋场出场，历经了清末、北洋、民国、日伪政权、新中国等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历史阶段。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他有努力有坚守，有坚持也有隐忍，有聪慧有智慧更有寂寥。他思想开明，眼界开阔，但性格却内敛，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又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融合。打太极写毛笔字，他以儒家思想武装和劝慰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应该算是“内心强大”的那一类人。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经历，现在才开始参悟他，可却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