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左派”朋友

董贻正

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36年8月上小学,还不到5周岁;以后上初中、高中,直至大学。1948年报考大学,报了3所,都被录取,于是北上清华,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从期盼到失望,接触到进步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因此就成了离休干部。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左派”朋友

父亲一生也历经坎坷。从我们懂事时起,就曾先后两次入狱,一次是日寇占领上海时,上文提到过;还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父亲的《三代简史》里没有提及。但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胜利了,被日本没收的大中染料厂非但没有立即归还,相反,重庆来的“劫收”大员又蓄意抢夺,欲归为己有。经过父亲两年多的交涉,才收回厂房,复工生产。此时被拘押,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抗战胜利时,我突然看到了房间墙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大幅戎装照,这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隐藏着。蒋介石代表正统的国民政府,私藏蒋介石的戎装照片,这在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是有很大风险的。回想起来,他遭日寇逮捕时,传说他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说法,倒也有几分可信。

抗战胜利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他也经常叹息。因此对我们参加学生运动也未加阻拦。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知道过去几位金融界、外贸界的老朋友还是地下党,现在记得他曾提起过的有徐伯昕、陈其襄等人。徐伯昕曾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民主》周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陈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传所在钱庄的经理,还任过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发行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花纱布总公司经理、商业部局长等。我父亲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们影响。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民主》周刊,从1945年10月13日创刊以来,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对我来说,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粮,《民主》是每期必看。

《民主》周刊的主编郑振铎,是一位进步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藏书家。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他为抢救古籍等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抗战胜利后,我曾看到过在上海《文汇报》连载的《西谛书话》,就是他对一些古籍的评论随笔。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民主》的编委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学者,如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这是一份非常明显的“左倾”刊物,经常报道一些被国民党封锁的真实信息。如“重庆较场口事件”“六·二三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阴谋等,《民主》都及时做了真实的宣传报道,所以被国民党视作眼中钉,出版还不到一年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了。

父亲从旧时代走来,走过飘摇诡谲的混乱年代,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从上海滩十里洋场出场,历经了清末、北洋、民国、日伪政权、新中国等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历史阶段。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他有努力有坚守,有坚持也有隐忍,有聪慧有智慧更有寂寥。他思想开明,眼界开阔,但性格却内敛,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又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融合。打太极写毛笔字,他以儒家思想武装和劝慰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应该算是“内心强大”的那一类人。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经历,现在才开始参悟他,可却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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