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1)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走向未来丛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有一本叫《富饶的贫困》。该书的素材主要取自贵州,书中有一段描述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贵州省早就思想解放了。从1979年底就开始大面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松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缓解了三十年来在‘大锅饭’体制下始终不能解决的群众温饱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还是这个积极性,同时创造了毁林开荒的奇迹。1980年全省毁林开荒32.25万亩,1981年50.6万亩,1982年虽采取了管制措施,毁林开荒仍达30.56万亩。‘松绑’焕发出的巨大生产积极性,三年时间毁坏森林113.41万亩,被人称之为继1958年‘大跃进’时的‘大炼钢铁’、‘十年浩劫’中的‘以粮为纲’之后的第三次大破坏。”

这本书虽然探讨的不是生态问题,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贵州生态形势的严峻性。

在《富饶的贫困》出版大约整整两年以后,毕节试验区成立了,“生态建设”被确定为试验区的主题之一。自此,贵州便在全国率先开始了生态建设的征程。

其实,《富饶的贫困》中所反映的毁林开荒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过贵州的问题更为突出、更具有警示意义而已。穷怕了、饿怕了的农民们极尽所能地向本来就贫瘠的土地和本来就脆弱的大自然无休止地索取,那只是因为舍此而外,他们既无出路也无思路。

赫章县等地所出现的“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给人们狠狠地上了一课,毕节试验区的设立和实践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干法和活法。

方向确定以后,关键是执行、落实,执行和落实的关键又是坚信和坚持,越是困难的境地越是如此。

事物都是辩证发展的,当年作为贫困典型的海雀村又成了科学发展的新典型,这离不开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指导,也离不开海雀村老支书文朝荣带领乡亲们多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

文朝荣先是和大家一步步地解决了生态恶化和极端贫困的问题,让乡亲们过上了像样的日子;之后又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带头搞起了高经济效益的养殖业和特色种植业,形成了一套脱贫致富的组合拳,最终让全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整个毕节试验区则在“三大主题”的指引下,推出了一整套发展与治理并行、脱贫与保护生态并重的全新模式:

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搞坡改梯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铺毯子、山下发展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约经营收谷子。这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五子登科”。

从为了人多劳力多而拼命生孩子、拼命开荒种地填肚子、拼命砍树毁林换票子到“五子登科”,毕节试验区让很多和海雀村一样的地方实现了根本的命运转折,也在毕节乃至整个贵州逐渐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的道路,在全国率先开启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大门。

一步先,步步先。渐渐地,生态保护和建设在整个贵州都成了自发、自觉的普遍现象。

以贵阳为例,2007年做出了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2009年出台了国内首部生态文明领域的地方法规:《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2012年,《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规划(2012—2020)》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正式批复。

在前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贵州从一场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出发,创造出了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态家园。

这是科学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结果,这是科学发展模式得以践行的结果,这是科学发展精神不断传承的结果。

从2009年起,贵阳就开始连续举办每年一届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到2013年,这一会议升格成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对此评价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一件能够对人类社会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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