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跳槽去了同城的另一家都市报的副刊部，虽然做的还不算纯粹的文艺报道，但部门有一拨文艺青年，这让她很开心。
而度过了最初的不适后，她开始发现北京“散落在各处的美妙”。以一个女文青的眼光，这种美妙包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释放狂躁的摇滚、安静柔软的民谣，还有人与人的奇遇——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圈子。
在这以前，她只能和自己玩，去图书馆看书，或者泡论坛。现在，她参加创意市集、各种音乐节，结识各种朋友，和诗人们吃饭、聊天，然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里让你绽放，让你重新生长，并且生长为你无法预想的模样。”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沉默、紧张的女孩子了，在朋友中间，她像北京姑娘一样把KAO、CAO挂在嘴边，说着各种俏皮话——北京话具有某种神秘的功效，好像一句话就能化解人的沉痛或忧郁似的。
她喜欢北京的宽容，“城市的空隙特别大，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上海就不一样，连菜市场都很贵。”在这里你永远也不用担心成为异类，因为“全球、全国的异类都跑来了”。
她用“非主流化”来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表现在喜好上，就是偏离主流文化、浸入种种青年亚文化中。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怀疑自己“还没有走出青春期”。她热爱小清新，从不穿正装，最新的迷恋是帆布鞋和海魂衫。2009年秋天，她穿着这身在上海爵士音乐节上蹦跶时，觉得自己复活了。她不主动和上流阶层打交道，当听到有人说“民工都买得起房，你买不起怪谁”的话时，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那是他的大实话，因为他的阶层决定了他的视野。”
如果你充满理想，却待在老派媒体，至少可以有大量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某一门兴趣，但市场化媒体毕竟还不是养人的地儿。过去跑突发时半夜被电话砸醒的经历，换了一种方式重新袭来，提醒你，还是新闻民工啊。有一阵子，杜若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家门口的马兰拉面就是食堂，最忙的时候不下楼，就在家里泡方便面或者米线。拧巴的是，还要在稿子里教读者怎样吃喝玩乐。领导对她说，你要去夜店，去泡吧，可她整天只想做宋庄艺术节。
房子始终是个问题。搬了四五次家，在最忙最怕打扰、截稿日期就在眼前的时候，居委会大妈突然咚咚咚地敲门，冲进家里：“办暂住证了吗？”又或者，二房东突然说：“你搬走吧，我已经把房子退了。”那时她的朋友不多，一边找人，一边找房子，都不记得那个晚上到底是在哪里过的，反正人走到地铁口，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恨不得马上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哦，最后好像是在报社过夜，写了一夜稿子，那里连沙发都没有。
现在，她在1000公里外的上海一栋居民楼里，回想起这一切，突然有了一个疑问：自己最后一次退房的时候，房东到底有没有退回押金呢？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她在出租屋里搞卫生时，弄出了一些声响，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奔了过来，然后就听到有人一边骂一边敲打她的木门。她一下子就慌了，这是老式的建筑，木门和铁门间隔了足有一米，“我明明是锁好了铁门的，他，一个楼下的老大爷，怎么有办法弄开我的铁门，直接敲木门？”
第二天早晨，她发现铁门依然锁着，“后来我想，也许是他拿着拖把伸过铁栏杆捅我的木门吧。”这起事件迅速制造了新的阴影，这些天她只要听到门外有粗鲁急促的脚步声，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是不是又吵到人家了？这种不安全感和在北京时如出一辙：为了防止邻居或居委会大妈不打招呼闯进来，她很长一段时间一进家就把门反锁起来。“也许，在本地人眼里，外来租户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