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里到处都是堆积不用的废铜烂铁，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趁着大人们最松懈的午后，翻墙入厂，再一人背着一书包废铁到厂区边缘的收购站去论斤卖，我记得自己最多时分了12块钱，算巨款了。
后来读俄罗斯富豪古辛斯基发家史，感到跨时空的有趣：他的第一桶金始自偷卖变压器上的铜圈，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那些东西都堆在路边没有人管。
不过我们从不敢偷铜。“偷铜被抓起来是要坐牢的。”我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孩子严肃地说。
国企效益不好，父母这一辈纷纷南下寻找机会，父亲去深圳时已经46岁，是不折不扣的“打工佬”。此后几年，他还去了东莞、岳阳和昆明，在昆明官渡区打工一年，路过世博园门口，没舍得买门票进去，更不知有翠湖和滇池。2011年春节我同父母游大理丽江，返回时在昆明转机，专门带他们去翠湖看红嘴鸥，说起这段往事不禁唏嘘。打工进而转身成功者极少，有人每年春节开着粤B的小车回厂里省亲，讲一口学来的广东普通话，把“很”字拖得很长，用同情的语气对以前的同事说：“你们真是很——辛苦！”
父亲去世时我在威尼斯，不知怎么换了三班飞机回到老家的，从威尼斯到汉堡的飞机上，我见人就微笑，好像拼命想要换回更多的微笑，又好像在潜意识里告诫自己不能自怜，也没资格自怜。
在伊斯坦布尔机场买了本MONOCLE，想靠里面的花花绿绿找回某种熟悉的东西，结果却是被一种更大的不真实感笼罩，所有的日常经验都失效了。1999年跟着父亲第一次去了深圳，住在岗厦附近的工棚里，被深南大道的花花绿绿震得目瞪口呆。从那时起，父母一直念叨的“一定要考出去”有了真实的尺度，于是把自己变成了学习机器，成绩扶摇直上，顺利考了出去。
半夜和朋友讨论“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聊到后来对自己如何成为自己感到怀疑。在追悼会答谢亲友时，我用“国家的弃儿”来形容父亲这一代人，加剧了人群的悲恸——他们多是父亲的同龄人，事后又觉得自己轻率：如果父母们是被这时代创造和抛弃的，那么有何理由认为自己就能跳脱这藩篱呢？
就比如，有什么是真的“回不去了”的呢？小镇青年的矫情和自私吧？
2011年年前我回到厂里，外公的耳朵比两年前又坏了几分，讲话得对着他的耳朵吼，外婆也80岁了，还成天往江边的菜地跑，她种了快五十年的菜，停不下来。这些真正无公害的大白菜、菜心、红菜薹，吃起来格外香甜，不像北京的大白菜，嚼起来跟纸片一样。但和外婆一起种菜，和外公一起打门球的老人们多数已经不在了。我刚回来时见到的一位老太太，弓着腰在楼下散步，没过几天她也走了，听说是在家里摔了一跤。一群人在老人家楼下站了半宿，放了挂鞭炮，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了。记得以前都要搭灵棚，唱个三天三夜的。
外公也去了，也是在家里摔了一跤。他86岁，长出了弯弯的白眉，看着就像一个寿星，但身体一直不好。从几年前起，每次春节后离开，车子开前我都要盯着他看半天，觉得会是最后一次看到他。2012年7月，办完父亲丧事后再次离开老家时，外公尚在住院，我握握他的手，他也照例说“你不要（记）挂着”，那一次我没多想什么，却成了永别。
外公走后，外婆三天吃了一顿饭，她不愿意一个人睡，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习惯”。他们结婚六十多年，外公在自己的枕边放着一个手电，外婆起夜时他也会醒来，给她照着。
父亲和外公的丧事都没有大办，一位朋友听说我们只收花圈花篮不收礼钱感到惊讶，在他们那里，丧礼就是一个“拼崽”的面子活，不摆上几十桌请人吃上三天三夜再邀到几个地方官员出场不足以堵住旁人的嘴。
厂矿的子弟大约早就在一波波不景气里耗尽了精力，无心也无力这样攀比，他们学会了节制自己的感情和闲言碎语，一边抱怨人情味越来越淡，一边合力完成这个默契，给对方、特别是给自己留好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