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费雯丽和丈夫奥利弗抵达澳大利亚。夫妇发生了几次争吵，有一次，费雯丽拒绝上台演出，奥利弗打了她一巴掌，费雯丽给予还击并咒骂他，直到她走到舞台上。在巡回演出结束后，两人都精疲力竭并且身体不适，奥利弗对人说：“你也许不知道，你在和一对骨瘦如柴的人说话。”后来他承认他在澳大利亚失去了费雯丽。
有一位正统的苏联画家被介绍与毕加索见面时说：“我早已知道你是一名不错的共产党员，但恐怕我不喜欢你的绘画。”“我也想对你这样说，同志。”毕加索回击道。
尼赫鲁曾同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有过一场争论。尼赫鲁对勋爵说：“如果十年以后印度不能独立，我愿下地狱。”勋爵回答说：“噢，您没有任何危险，我在世的时候，印度不会独立，尼赫鲁先生，您在世的时候也不会。”
尽管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获得解放，110万永远无法复活的幽灵却仿佛一条鞭子。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1954年，数学家厄多斯被邀请参加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学术会议，他因此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再入境许可证。那时正是麦卡锡时代，美国处于一片红色恐惧之中。移民局的官员问他：“你母亲是否对匈牙利政府有很大的影响？你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斯大林的著作吗？”“没有。”厄多斯回答。“你对马克思如何评价？”“我没有资格评价他，但毫无疑问他是个伟人。”
当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共产党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有人从听众席中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通过扩音系统把条子念了一遍，并且喊道：“谁写的这张条子谁就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赫鲁晓夫说：“好吧！我当时就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曾对采访他的女记者说：“妇女很重要，除非她们漂亮、娇媚、有女人味。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智力上不平等。”
凯斯·桑斯坦研究过群体行为的心理学，他想回答的问题是：“恐怖主义为什么在全世界蔓延？为什么会发生激进的学生运动或群体事件？互联网上为什么充斥着极端的言论？人们为什么疯狂地投资房地产或股市直到泡沫破灭？……简而言之，人们为什么会走极端？”结论是，这是群体思维——社会流瀑效应作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