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蔡部撤出的一部分，到达万毅部队后叫第一期新兵队，以新兵的名义招进来。后来又从淮安那一带来的成为了第二期新兵队，以后又来了一些青年，不够那么多，就叫半期，还有第三期新兵队，是从山东日照过来的，一共三期半。因为“新一百单八将”已经叫响，后来这两期半新兵也就纳入到这个知识分子的武装群体中。
在万毅部队和我共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要写回忆录，叫他儿子来问我这个群体有些什么样的知名人物，要写到他书上。我说太多了，说不过来，我只简单说了三个人：两个大右派，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一个大“左派”，全国闻名的大“左派”。一个大“右派”是最早参加高密游击队的王翀，那是山大外文系的学生，后来当了《大众日报》社的一个编辑，解放后在复旦大学当副教育长兼新闻系主任。因为发表要开放言论，被打为“右派”，当时《人民日报》见报了，中国南方的第一个大“右派”。1957年我正好外交工作卸任，回到北京，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头，因为我是王翀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大学的同学，所以王翀到北京就来看我。我说：“老兄，你怎么搞的，会成为‘右派’?”“嗨!”他说：“我这个人说话没遮拦，我跟大家讲新闻课，讲什么叫做新闻，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后来那些反对我的人就说我这个讲法是诬蔑革命新闻工作，以后就批起来了。”根据我和他长期的接触，王翀是很有学问的，比较幽默，有“才子派”的风格，总是说一些旁人不说的东西。打成“右派”以后，他原来的职务都撤了，以后开除党籍了，分配到游泳池去当管理游泳池发衣服工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文革”结束后才给他平反，青春年华早就过去了，都到退休年龄了。后来我去看过他，原来住的房子是复旦大学第一宿舍，那个位置没动，当时什么职位也没有，这就是一个“右派”的结局。他算是好的，在他闭眼睛以前还能看到自己被平反。
另外一个大“右派”是王希坚。王希坚是王翔千的三儿子。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编辑部副主任，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一、第二届理事。著有长篇小说《地覆天翻记》《迎春曲》《雨过天晴》，诗集《翻身民歌》。我印象之中这位老同学是很好的一个同志，是一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典型，他几乎不说什么话，但人非常忠厚。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呢?就是他好作诗，有时候抒发自己的感情，写写小诗。不知别人读出什么味道来了，后来把他打成“右派”，把职务撤掉了，当了多少年的“右派”。一个大“左派”就是王力，“王、关、戚”的王力，江青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八七”。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外交部发表一个讲话，就夺了外交部的“木头疙瘩”，夺权了。据王力自己讲，他没有正式发表什么讲话，他是跟姚登山谈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后来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四方大印，而且又成为“反修斗士”。
其实108个，那真是沧海之一粟，因为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少数的工人农民，必须在革命的队伍中和广大的工农兵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单独108人，像《水浒传》中的水浒梁山那样，那不是我们的斗争形式。
我们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支小队伍，必须放到大的队伍里头来看，我将联系到大的历史背景提到他们的作用，显示其作用的大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中作用的唯物史观的一种观点。
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海里头的一滴水，我和我革命不渝的战友，终究要站到革命洪流的最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