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天下来，算是看够了达卡的各个面相，深深感觉这个城市真是让人既喜欢又害怕。就拿原本信赖的司机来说吧，快分手时，突然变了个人似的，急切地不断朝我比手画脚，整个脸都涨成了酱紫色。就连那害羞而不多言的看车小弟，面孔也浮现出一种极不可爱的神色。比了半天，总算明白了——他们要犒赏。虽然DRIK职员事先就告诉过我们，不必再给任何小费了，但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让我开始感觉，若不给钱，他们可能会把我放在路边，不载我回旅馆。
为了保险起见，我不断地试着告诉他们：“OK，但必须先回旅馆！”一路如坐针毡，好不容易熬到了旅馆前，身上虽只有百元塔卡，也只好掏了一张打发他们。
这两人如释重负，看到那相当于一美元的钞票，脸上现出饥渴贪婪的表情，真是让我感慨万千！
化学博士拥抱摄影
次日晚上，沙希德安排我跟一些年轻摄影家聚会，替《摄影家》杂志计划做的孟加拉专集热身。我在DRIK画廊放幻灯片介绍我的作品，而他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带了自己的作品来让我欣赏。
基本上，孟加拉的摄影还是以沙龙为主流。沙希德所花的心血，主要用于推广和提升新闻摄影。他在国际摄影界已是有地位的人，不但担任1994年“世界新闻摄影”（World Press Photo）比赛的评审，还是“大师工作室”（Master Class for Young Photographers）的提名人。近年来他更在办公室设置了电子邮件系统，一心一意为第三世界的摄影家建立联络网。
可以感觉得到，在信息封闭的孟加拉，摄影圈人士并不了解他的重要性，也不完全认同他所做的努力。沙希德也明白这一点，但种种阻力并没让他气馁，凭着过人的毅力与信念，他依然在步步朝着实现理想的目标迈进。
众人散去后，我们跟沙希德共进晚餐，深谈之下，感觉他除了是优秀的新闻摄影家，还是很纯粹的知识分子与理想主义者。他年幼在孟加拉读书时，物理、化学、数学就总拿A，去英国留学后，于1972年拿到“威廉·邓宁侯”（William Durning Holt）物理奖，从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生化系毕业，在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拿到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后，还在英国大学教过化学和物理。
1981年，他把玩帮朋友买了、朋友却不要的相机，竟然产生了兴趣，进而认定摄影是替祖国服务的最佳工具。1984年，快30岁的沙希德决定回国，照着自己规划的蓝图，有声有色地干起来。
分手时他说，明天会晚一点来接我们去机场，因为要去参加一个示威活动，反对孟加拉最大反对党所发动的全国无限期大罢工。“这是很不好的事，因为孟加拉工人按日计酬，少做一天工就少拿一天钱，罢工对他们影响太大了。很多人以为我反‘反对党’就是向着执政党，其实我两边都反，这次是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表明一下立场！”
爱发表意见，让执政党与最大反对党对沙希德都十分头痛，我们只有默默祝福，希望明天的示威游行不要出岔子。隔天一见面，我们迫不及待地问及情况，他却苦笑：“结果只有我和另一个人出现，其他答应要去的人都没来！不过，我总算是表明了我的立场和意见。”
回台北不久后，沙希德来信，说当地最大的报社去访问了他。媒体很好奇，只有两个人的示威，到底是要抗议什么？他在信中开心地写着：“报纸一登，我们的声音就可被更多人听到，说不定可以影响一点什么……”
什么事都从乐观角度出发，让沙希德能在艰困的环境里孜孜不倦地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