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儿子罗德里戈回家之后，莱昂诺尔要求延长她60埃斯库多的贷款（30埃斯库多已用于罗德里戈的赎金，三一会拿去了剩余的30埃斯库多），这是一个大胆鲁莽的请求—因为自赎金支付以后，一年的期限已经到期。她处于可怕的困境之中。1578年11月，她申请给他儿子米盖尔·德·塞万提斯颁发一个运输价值8 000杜卡多瓦伦西亚商品的许可证。直到1579年8月，菲利佩二世颁布一个达六个月但货物价值仅2 000杜卡多的许可延期，有关这一申请没有更多的信息。五个月以后，有记载称，一份“将瓦伦西亚的商品带往阿尔及尔以帮助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获赎”的许可证得到批准。计划甚至压根没有执行，她没有任何商品可卖。她的计划是将许可证卖掉以换钱，然后她可以用钱来支付赎金。这些都是救命稻草，使一位穷困潦倒的母亲试图重新获得自己失去孩子的坚强决心大白于天下。
艰难度过1578年以后，这个家庭接下来的一年仍然是狂躁的，尤其对莱昂诺尔来说更是如此。她得到她两个女儿的些许帮助（她们在贫困的阴影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这家人加倍地坐立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另一个赎救代表团正在酝酿之中。在绝望中，他们答应三一会神父（在赎救成功方面，三一会与梅塞德会不相上下）补足塞万提斯赎金的所有亏空。这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姿态，三一会的总代理和它在赎救方面的高级谈判代表胡安·希尔（Juan Gil）也这样认为。胡安·希尔与安东·德·拉·贝利亚（Antón de la Bella）一起，在1579年7月31日收到了塞万提斯家用作赎金的大约300杜卡多（其中250杜卡多来自莱昂诺尔，50杜卡多来自安德里亚）。多年以后，塞万提斯声称他两个姐妹牺牲了她们的嫁妆帮助他和罗德里戈交付赎金。无论是否如此，这家人能凑齐300杜卡多都是一个奇迹。1579年9月4日，三一会的神父离开马德里到西班牙各地去化缘。他们也带走了塞万提斯一家的财富和绝望中的希望。
塞万提斯是否知道三一会神父即将到访并不清楚。他已经安静了18个月，这对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来说是一段漫长时光。不过在幕后，他一直忙忙碌碌，1579年9月（准确说来在他被捕四年之后）同样如此，他将做出另一次争取自由的尝试。他的目的是用一条12座的快船和60位俘虏（“阿尔及尔的基督徒犯人之花”）一起逃跑。这一计划的两个关键人物是：一位来自瓦伦西亚的名叫奥诺弗雷·埃克塞奎（Onofre Exarque）的商人—他是一位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尔之间活动的影影绰绰的人物，支付了1 300多卜隆（doblone）买了一条船，另一位是购买者—一位来自格拉纳达的叫希龙的改宗者，他现在渴望回归罗马教堂。正如谚语告诉我们的，嫉妒很少闲着。正当万事俱备时，一位叫卡尔班（Caiban）的改宗者将他们的计划透露给了威尼斯人哈桑。卡尔班的说法立即得到背叛之后真正幕后操手胡安·布兰科·德·帕斯（Juan Blanco de Paz）的证实。对这么多绝望的俘虏们来说如此依赖的这一计划，结果仍然以又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在最后的一刻被一名西班牙同伴告密，一定让塞万提斯绝望至极。此外，60位其他著名的俘虏被无助地抛入了困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