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万提斯研究中，澄清错误是发现真相的第一步。在塞万提斯的传记方面，我主要将那些在阿斯特拉纳·马林（Astrana Marín）1947—1958年的不朽研究之后所写的著作作为自己的资源。对于那些对此前更早的塞万提斯传记感兴趣的人来说，印第安纳大学克日什托夫·斯利瓦迄今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塞万提斯传记史》(La Historia de las Biografías de Cervantes，1997）是这一主题的最好著作，值得大力推荐。斯利瓦博士在其中考察了九部重要传记—其中包括阿斯特拉纳·马林和让·卡纳瓦焦（Jean Canavaggio）所写的—并且公允地指出了各自的得失。可以说，他的许多发现支持了这样的看法：在塞万提斯的传记方面，推测和想象连篇累牍，有用的文献证据却凤毛麟角。他非常宝贵的研究也给我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方法提供了支持。
尽管阿斯特拉纳·马林的著作包含了许多与现代读者的需要和趣味无关的东西，但他对“迄今为止尚未出版的上以千计的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使所有以前的著作黯然失色。一部现代的经典，连同其种种缺陷，以及他全部的、穷20年成年累月劳动所完成的七卷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没有任何一本现代的塞万提斯传记的注释不提及他的著作。但是，毕竟他的著作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而且所依赖的是其出版之前20年面市的著作，自那以后，已有大量需要加以考虑的研究和著作出版。欧洲及美国的学术著作，有助于澄清围绕在依然是谜一般的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周围的许多谜团。
得知第一部塞万提斯传记不是由西班牙人，而是由一个英国贵族卡特雷特（Carteret）爵士委托所写，也许令人吃惊。卡特雷特要求马央斯·伊·西斯卡尔（Mayáns y Siscar）写一部名副其实的塞万提斯长篇传记。这也就是1738年面世的“初版”传记，那已是1616年塞万提斯去世之后一个多世纪。这种姗姗来迟证明，塞万提斯的同时代人很少看到为他写作传记的理由，他从来不是传记作者的目标对象。这不同于菲利佩二世，菲利佩二世不允许自己还活着时别人书写其生平。尽管被后来的研究所超越，并且今日几乎已无人问津，但马央斯·伊·西斯卡尔这一传记的出版，却标志着对这一非凡男人生平的潜在兴趣缓慢但确凿的开始。不过直到1819年，也就是塞万提斯去世两百多年后，马丁·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Martín Fernández de Navarrete）才出版了一部传记，第一次纳入了经过文献证明的对塞万提斯的兵役和被俘的叙述，这些叙述来自对“塞维利亚西印度群岛档案”（the Archives of the Indies in Seville）的早期研究。正像斯利瓦博士的论文所表明的，新的文献和细节在19世纪被西班牙和英国的塞学家发掘出来，并零星发表于文学杂志或专著中。对有关塞万提斯及其家族的补充文献研究在20世纪仍在进行，这种研究始于詹姆斯·菲茨莫里斯-凯利（James Fitzmaurice-Kelly，1913）的回忆录，罗德里格斯·马林（Rodríguez Marín）1947的开创性工作及路易斯·阿斯特拉纳·马林的创造性工作则紧随其后。阿斯特拉纳·马林声称自己的意图是写一部有关塞万提斯生平和时代的权威著作。研究的兴趣（主要来自西班牙之外）断断续续延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承认，我们对塞万提斯最重要的纪念是他的书面著作。但我们对他的书面著作的浓厚兴趣，也唤醒了对那一支笔后的那个男人的崭新兴趣。的确，阅读和研究塞万提斯的首要原因，是他的文学作品充当了一种媒介—在这种媒介中，一个绝顶聪明并且极其到位的观察者对西班牙的思想基石和“行进中”的欧洲河床中的诸多变化（在这些变化中，西班牙是一个主要角色）做出了辨析和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