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新民晚报》近刊刘金先生的《“清官确系不祥之物”》，不敢苟同。首先我要指出，去年夏天，由我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上、下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我为该书写的长序《读〈中国反贪史〉三叹》，为多家报刊转载，今年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分三期连载这篇序文，并又为一些文摘报纸转摘。刘金先生显然没有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我的原文，而只是从《报刊文摘》上简短摘录中据以立论，很难不风马牛。
“清官乃不祥之物”这句话，是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先生说的。背景是：1979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举办国庆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党史组，包括我在内，有好几位学者提出，“文革”中大批清官，说什么“清官贪官一锅煮”，当然是错误的。但现在有的文章称彭老总是大清官，呼唤清官，这是历史的错觉，不利于政治民主化，不利于法制建设。李新先生感慨系之地说了这句话，我记得在场的黎澍先生，还有其他与会者，对此都表示首肯。显然，历史已进入20世纪——现在更已是21世纪，如果我们还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呼唤清官，都不能不是呼唤皇帝意识、草民意识，这与民主、法治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因为，清官本身就是皇帝意识、草民意识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述。
但是，这不等于说，我要将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一笔勾销。我在《读〈中国反贪史〉三叹》之“二叹：清官何其少也”的原文中，花了二千多字，叙述了古代清官的高风亮节，指出“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有的清官敢于披逆鳞，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我的这些论述里，能得出刘金先生所批评我的结论“不够实事求是，把话说过了头”吗？至于他所说的“倘有人问：清官乃不祥之物，那么作为清官对立面的贪官污吏，乃祥瑞之物吗？——您将何以自解？”在逻辑上简直是荒谬可笑，我相信没有“人”智商会低到这样的程度。且不说，我主编的九十余万字的《中国反贪史》，对贪官作了详尽的揭露、剖析。事实上，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今年第三期刊出的拙作“一叹：贪官何其多也”，已经用了相当长的篇幅，系统地提示了贪官的罪恶。我想，只有上海人说的憨大，才会从我的论述中得出“贪官污吏，乃祥瑞之物”的荒唐结论。
刘金先生是位老作家了。他的不尽如人意处是见风就是雨，不重视第一手材料，贸然下笔，闹出与风车作战式的笑话来。前几年，他根据不可靠的消息，批判金庸为秦桧翻案，若得金庸拍案而起，著文驳斥，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这回又仅仅根据文摘报上的消息来批评我，用他的话来给他作结论，是再恰当不过了：“问题在于，不够实事求是。”
载2001年8月8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