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他既是5个“秀才”之一，亲耳听了毛泽东的谈话，何况他又是毛泽东的秘书。
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田家英对戚本禹也是有看法……
艾思奇知道了，担心会给田家英带来麻烦，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说的，当然是一番托词。他此时此刻，以林则徐那两句诗激励自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触怒了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批正在扶摇直上的“左”派。江青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
阶级斗争的弦，在1966年上半年不断地拧紧了：
2月，《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上海起草；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批判“彭、罗、陆、杨”；
5月8日，江青主持的写作班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家村”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杀气腾腾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5月17日，“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到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屈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