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过去十二年主编《亚际文化研究》（Inter Asia Cultural Studies：Movements）国际学刊，与亚洲各地（特别是印度）的批判知识圈产生了工作关系，所以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会找我一起组织在2010年10月至12月于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 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系列活动，由于理念相通，当然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规划工作。他们分派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替来访的印度学者的读本写序，给了我这个机会说清楚投入这次印中对话的思想背景。
十几年前推动建立《亚际文化研究》学刊的动力，是在有限能力的范围内去改变既有的知识状况，在学术生产的层面上推动亚洲各地的互动与整合。那个时候我们来自亚洲各地十几个地区二十余位的编辑委员，对客观情势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共识是： 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以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惟一的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座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就是凭借着这个认识论的共识，我们一起走了十二年。
回头来看，这条路没有白走。虽然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知识结构正处在被快速地松动当中。过去十二年世界情势的变化，正在确立世界是在走向多元并存的时代： 拉美地区政权左转、东盟加三的形成、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非洲经济持续成长、奥巴马取代布什政权、欧盟成员的继续增加，等等。相较于19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强权一枝独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觉结构，过去十二年走向多元政治经济区域的变化，仿佛意味着一元世界的结束。在思想上，原来已经确定、凝固的知识体系，及其所深信不移的价值观，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基地形成信心十足的解释框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变动的时代，放慢脚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于现代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于是成为开创新的知识状况难以跳过的路径。十二年很短，《亚际文化研究》还没做出值得彰显的知识方式，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上路了，尝试着走“亚洲作为方法”的知识路线。
在亚洲，乃至于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区，既有主流的知识结构之所以会长期以“欧美作为方法”，还是得归咎于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欧美为中心向外旋转的力道下，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是以“超／赶”（超英赶美）的基本姿势，学习欧美的事物（当然包括了它的价值观），学术思想、知识生产于是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环节。姑且不要追究“超／赶”的知识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混淆了规范性的目的与客观的历史解释力，至少可以开始问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下来，现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这些所谓后发国家变成了什么长相？民主也好，科学也罢，在学习后的搅拌中，实践出了什么新的模样？换句话说，是不是该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一些“超／赶”的经验，在欧美之外的地区之间，互相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从过去变到现在的长相的路径？看清楚了，解释到位了，才能继续走下去，甚至进而发现“超／赶”的知识路线已经走到尽头，该是调整方向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