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二处的监护下，调查科开始把新获的权力当作军委会的一种武器来使用：它开始派出特工向各种卫戍司令部的侦缉处渗透，并企图接管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侦探队。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8页。从此，戴笠特务系统透入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披上了公开的外衣。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
最后，戴笠作为安插在每一个公安机构或警察署里的情报或间谍部门的头目，其职权还包括培训特工“骨干”。因为蒋介石在1934年任命戴笠为他在浙江省警察学校的特派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他很快夺取了对这个组织的人事和培训班的控制权。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7页。这是蒋介石的情报机构第一次公开转变成广泛的合法控制网络。从此，他个人的安全机构得到了正式的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业务内容还是由总统本人亲自控制。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机构的秘密使命必然地导致了蒋及其秘密警察之间既紧密又机密的关系，而且，是政府正规体制内一种团体的扩张——一个用当时的法西斯和长枪党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献身于美化领袖个人的军事化的团体，以使它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以独裁加宗教狂的构式发挥作用。“在军统局特务机关内部，历来就采用‘公’、‘秘’单位双线工作的制度，相互配合，相互监视，以加强特务活动。”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97页。于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华民国体制的内部运转情况，那我们不仅应当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蒋的官僚控制系统的公开转变，而且还必须关注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无形历史，而这一点导致了我们去探索“蓝衣社”本身。Walker，与他通常那样，关于这点他只对了一半。“几年以后人们发现戴笠处在一个在有些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地位上。他既是杭州的国家警察学校的校长，又是由上海地下帮会分子组成的‘蓝衣社’的头子，这个组织专门从事绑架和敲诈活动。”Walker，China’s Master Spy。
